新冠后人类面临“绝望未来”？全球30位专家为你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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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 2020-06-25 19:03:52 社会

全球疫情实时地图。截止6月24日下午，全球共926万人感染，47万人死亡。图片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

疫后世界将是什么样的？是大流行病继续肆虐的世界？是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世界？是全球秩序继续崩塌的世界？此前，甚至有“人类面临绝望未来”的提法，称病毒每年会卷土重来，人类将被迫永久改变行为方式，进入一个“大隔离”的时代。

众多不确定性的阴云笼罩在读者心中。对上述议题进行理性而专业的讨论正当其时，因此凤凰网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在6月22日到23日举办以“重塑文明与秩序”为主题的新一届“与世界对话”云论坛，预判世界风向。

在开幕致辞中，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分析了疫情带来的五大史诗级变化，下半年的经济会大幅分化。并指出未来会出现完全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向民族主权导向性的全球化过渡的时段，原来的资本的逻辑会让位于政治的逻辑。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治理相对真空、摩擦相对加剧调整期。而且新冠肺炎加剧了收入分配大幅度恶化，各国只有为这一超级问题设计初一个超级方案，才能避免未来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循环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也关注到了疫情中社会不平等问题，她认为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将使全球社会具有应变能力，以应对下一个人类关心的共同挑战。

疫情是否会二次爆发？人类如何应对？

而决定全球经济政治状况的，首先还是新冠肺炎这一重大人类公共卫生事件。疫情是否会有第二波爆发？疫苗何时能研发出来？公共卫生机制应该如何改善？就此凤凰网专门组织了“如何长远改善全球大流行病应对机制？”的分论坛。

分论坛上张文宏医生表示，我们最早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推出疫苗。但如果疫情暴发，可以给特殊人群提前接种疫苗。另外在一些传播率很高的国家，群体免疫力将会变得很高。然而在中国，群体免疫的机率仍然很低。但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严厉的防疫策略，把我们的确诊数维持在非常低的状态，在下一波疫情扩散来临前，维持接近零确诊。

与他对话的法国前卫生部长菲利普·杜斯特·布拉齐表示，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大规模、迅速地检测到病人，来避免疫情第二波暴发。作为全球应对机制，我们应该我们必须赋予世卫组织强约束力，就像我们赋予世界贸易组织的那样，我们为贸易往来赋权，但从来没有为健康做过同等努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也就中国抗疫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分享，焦雅辉指出，中国的经验在于有效组织医疗资源扩大检测、及时追踪隔离、中医与西医的有效结合，而最大的教训就是疫情初期的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她认为下一步应该加强人才的培养、扩大人员的队伍、提升多学科诊疗能力和综合救治力量。

就公共卫生机制问题，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表示，目前平均每年人类就会面对一个新发传染病，所以疫情有可能不会彻底过去，这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新常态”。对此要构建一个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比如在人才能力、早期预警能力、自救能力方面下功夫，完善传染病防治法和新的激励机制。

华裔学者、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肿瘤情报局”特约撰稿人张玉蛟教授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局部复发、局部控制会成为疫情新常态。而北京再次爆发疫情为所有人提了个醒，今年秋冬恐成第二波疫情高峰，要做好与疫情长期共存的准备。同时，在新冠疫情肆虐下，也不能忽视人类的基础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的早诊早治。

澳洲-非洲大学联盟主席、新南威尔士大学全球发展研究所教授、悉尼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约翰·赫恩从生物医学领域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应该采取包括停止非法交易野生动物，加强监测已知携带和传播人畜共患病的动物种群，建立药物储备等行动。

与疫情长期共存，全球治理如何升级？

在病毒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也专门组织了分论坛，探讨了后新冠时代全球治理的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教授首先对第一个分论坛的观点进行了社会学的概括。他指出，新冠肺炎更说明了人类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系统。要权衡信息透明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需要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进一步科学化，也需要培养公民的风险意识，增强承受力，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大家都惊慌四散。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首席代表罗世礼先生与博科娃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暴露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些失败，人类需要采取大胆的措施，引导世界回到实现更绿色、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实现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上。世界需要一个以包容性全球治理为基础的有效的联合国系统，Covid-19大流行显示了重振联合国对世界治理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表示，疫情是一个拐点，考验了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中国和韩国、德国的制度、文化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的国家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在抗疫过程当中，表现的成绩不俗，非常引人注目。目前全球多边治理框架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上世纪40-60年代设计的这样一套体制，包容不了巨大的中国。同时，本次疫情也引发各国治理目的的思考，比如之前有的国家为了安全发展太空武器，但此次疫情袭来连最基本的口罩都没有，所以未来各国发展理念可能会有调整。

那么中国有何具体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房宁教授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来的社会团结等社会资本，在平衡现代化过程中的民粹主义起到一定的作用。

疫情之下，如何通过沟通化解全球危机？

我们在近期也看到，纵然我们发现全球治理经验互鉴的重要性，但似乎人类推诿责任、拒绝沟通的恶习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一大现象。如何培养政治互信？如何通过沟通重新唤起全球合作？就此，我们专门就“沟通化解全球危机”进行了分论坛讨论。

媒体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去平衡全球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提到了回归理性、畅通对话、扩大交流、跨媒体的合作等建议。他也提到增进互信的极端重要性，因为新冠后不只是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种族之间的信任，民族之间的信任也是问题。最后柳斌杰提到了文明的超越，他表示各国表现发展层次不同，不能一种文明去解决另外一种文明存在的问题，而是要共同创新文明，超越现在的文明。

新冠疫情之后，美国和西方一些人刻意渲染中国威胁，中国前驻爱尔兰大使岳晓勇认为，对此一是要做好内线（双边）。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攻击、诬蔑和抹黑加强反击；二是做好外线（多边）。关心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三是做好内外线的结合。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话语，又要把中国因素适当融入全球语境，把握媒体、新闻和公共外交规律。

从技术层面上如何操作？驻迪拜传播专家史特林在发言时提出能够实现有效沟通，从而帮助我们克服危机的方式的6步：1、确立每日影响结果；2、遵循一个政府一个声音原则，协调好战术；3、发展以观众为中心的内容策略，用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沟通；4、关注对话本身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以此获取信息，建立信任；5、重视最后一公里的信息传送；6、掌控沟通的有效性。对此星报顾问黄振威表示，从媒体层面来说，我们需要发展一个可靠的公共卫生交流战略，我们需要制定危机交流方案，这是非常必要的，它会影响我们所有人，无论你在亚洲还是欧洲还是美洲，我们需要一个公共信息平台。

疫情加速中美脱钩，如何避免新冷战？

同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世界格局的重塑，往往取决于其中的大国。目前的中美就是极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就“中美关系与世界新格局如何演变？”进行了分论坛讨论。

很多人都关心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对此持有谨慎乐观态度，他指出中国不想跟美国打冷战，更不想跟美国发生热战，但这不是说投降主义。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其实非常清醒的，知道中国的主题在哪里，中国的格局在哪里，我们还是要跟西方搞好关系。我一定相信中国有能力去回避“修昔底德陷阱”，去避免陷入陷阱。同时，与刘元春的观点相似，郑永年也认为新冠后人类将步入有限全球化的阶段，这可能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契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组装产品发展到整装产品，避免技术拉美化。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则相对不那么乐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未来可能超越美国，军事实力也愈发强大，这是当下美国审视中国考虑的主要问题。驴象两党似乎已达成共识，美中两国正进入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他还指出，美国商界对中国的态度日益消极，但是美国商人仍视中国为最大的市场，中美贸易协议对稳定局势很有帮助。不过由于美国总统大选临近，这种稳定的局势前景堪忧。

对于芮效俭的观点，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杰出学者包道格教授并不完全认同。包道格教授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不满始于商界，向其他领域延伸。中美之间根本利益将产生冲突，美国大选之后，中美关系总的方向不会改变。但他认为，两个之间可以管控冲突，这需要坦诚分歧、有效沟通，寻找各个领域的相处方式，互相克制和尊重对方的权威。“两国发生摩擦时，美国需考虑到中国在亚太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也需要理解，美国在该地区保持着持久的盟友和利益，所以不会放弃这一地区。”

更乐观一些的是美国I-MCF董事会主席、时事评论员埃纳尔·唐恩。唐恩认为美国政府的一小部分人推动对华强硬政策，这些人通过反复宣称中国是邪恶的代理人从而成功拉拢了很多美国人。从长远来看，中美关系未来可能会恢复正常，但这取决于不同的美国领导人如何描绘中国。美国不能既想和中国做生意，又不断妖魔化中国，美国人需要真正理解中国。

中国学者在管控冲突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

时殷弘认为中美之间可以应该放弃不现实的全面叙事，而在一两个容易达成合作的问题上改善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的缓解改善增加正反馈。对于扭转中美关系，要有足够的耐心，比如中美关系的逐步恶化是20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12年时间，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要争取再用12年时间，使它能够逐渐的带有更多的积极成分。

同时对于新冠后中国将领导世界的说法，时殷弘也表示反对。时殷弘指出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软权吸引力有限，中国可用资源有限、中国的经验有限、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复杂性。中国将遭遇的相关内外障碍相当巨大。故而虽然中国相对损失较小，但绝对来看也付出了极大代价，我们必须足够收缩。把我们的主要力量集中应对我们主要的对象，对向美国方面，对其他的忍一忍。

参与讨论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认同时殷弘的观点，他指出特朗普很多政策不仅损害美中关系，所以中国应该把自己的路走得更稳更实，让更多的国家知道在中美关系这场冲突中，该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另外对于中美关系中一些合理的声音一定要听进去，一定要变成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才能更好的去影响美国，尤其是影响美国的左中右各界。他还指出中美的冲突和对抗，未来谁胜谁负的标准不仅是两个国家自己的发展，说到底还是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认识选择和站队。

展望未来的国际秩序，时殷弘认为，未来世界格局可能是两个战略上相对比较孤立的超级大国，加上极为巨大的中间地带，通过或被动或主动的方式对中美产生影响。而朱锋同样认为未来的国际秩序并不是非美即中，或者说非美就中，或者非美就欧这样一种简单的计划关系，疫情冲击下，未来两年三年甚至三到五年，国际秩序可能会处在持续的调整中，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领导，并非是一件坏事，因为最近英国、德国包括中国各个国家都在主动履行和承担他们自己的责任。

此外，对于中美新冷战的前景，其他国家也深表担忧。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教授认为，“新冷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讨论，并不适合如今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联系密切，在贸易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存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应该努力尝试缓解中美间的紧张关系。对于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拉纳·米特特意强调，虽然很多问题可以各国自行解决，但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他还提到瑞典小姑娘格蕾塔·通贝里再次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演说，这值得各个国家学习。

疫情为什么是绿色经济的最好机会？

事实上，从论坛伊始的联合国代表反复提到可持续发展到米特教授提到的气候变化，绿色经济议题早已成为疫后世界无法回避的主题。为此，凤凰网专门设立“绿色经济复苏——挑战还是机遇？”的分论坛，展望人类更加长远的未来。

英国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特使约翰·默顿博士认为，尽管全世界都在集中精力应对新冠疫情，但不能忽视气候变化这一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在从疫情中复苏之际，我们必须确保建立更绿色、更公平和更有韧性的经济，绿色复苏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国正在引领一场全球光伏革命，在减排和减贫方面影响深远。

接着默顿博士的讨论，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指出新冠肺炎危机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极低的利率和资金成本，我们现在应该抓住机会大规模投资可再生能源系统。

有构想必有实践。陆家嘴金融城绿色金融发展中心副理事长孔伟表示，希望在复工复产之后，可以和英国的RICS推出楼宇复产的中国实践，也希望将来和伦敦金融城一起来共同推动绿色的复工复产，推动绿色发展的高质量，推动国际的合作更加和平、包容。

来自中国的企业界代表，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认为，这次疫情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个背景下，构建100%低碳电力能源体系的新型基建，将会是全球所有国家未来一个既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又能够推动碳减排的协同性、经济与环境友好发展的解决方案。光伏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构建一个100%无碳电力能源体系的技术、成本和体系已经成为一种现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教授认为，发展绿色动能是中国新基建这类政策的必然需求，是打破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一“不可能三角形”问题的有效突破口。她还围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促进疫情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复苏、促进解决电气贫困地区的能源的作用作了观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