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这才是中国能化解大危机的真正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15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该期报告的主题为“全球制造业下行与贸易壁垒上升”，凸显了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同步放缓境地的原因。

其中，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争端以及英国脱欧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已成为拖累全球经济表现的关键风险。

与资本主义国家每逢经济危机必造成巨大伤害相比，中国每次面对经济下行都有独特的应对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经验”。其中，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一静一动，相互配合，作为很特殊的国情，恰恰是我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稳定的“密码”。历史上，当中国面临各种内外部风险的挑战时，农村就发挥了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近期，库叔专访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不仅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大量货币，也像减压阀一样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通胀压力，最终，通过“三农”红利的释放，助力中国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

(图为温铁军教授）

编辑|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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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曾这样化解经济危机

我们都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然后再进行治理，逐步转型，也因此经历了众多复杂的社会矛盾。

首先就是生产过剩。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的财产归私人占有，当然就会导致少数人掌握更多的收入，而多数人买不起东西，也就导致了越是规模化的产出，越是缺乏消费，最终造成生产过剩的矛盾。

在西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就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矛盾派生出来的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在自由主义市场条件下，欧洲走不出危机，因为大家都搞工业化，连几十万人口的小国都有钢铁、机械等一系列工业化体系，必然导致生产过剩。欧洲那样一个半岛型大陆，容不下这么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于是只能相互摧毁对方的工业生产能力，就打到一起了。

而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美洲大陆上崛起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却在危机下实行了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面对生产过剩大危机的挑战，让政府直接用国债投资，把过剩生产能力引导到国家基本建设中去。美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殖民地大陆，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广阔的陆域面积足以消化掉这些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于是罗斯福新政帮助美国基本上改出危机（编者注：指通过改革走出危机，下同）。

（图为30年代初美国银行倒闭后门口聚集的人群）

再来看苏联，苏联那时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从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列宁就认为，我们要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先搞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搞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连对付其他列强的能力都没有。而斯大林继承的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美国、苏联当时都是国家主义。

二战时期的轴心国德国，其实也是典型的国家主义，它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措施本质上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都是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形成当年世界上第一套以国家为单位的高速公路网。德国也因此能打得起“闪电战”，打了东欧后可以一夜间把其机械化部队通过高速公路网从东线调往西线，而西线的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要想调兵没有一周时间根本不行。所以德国在战争初期有很强的战斗力，直到后来，美苏为首的两个国家主义大国，集中他们庞大的生产能力一起砸向德国，德国才战败。

还有当时的日本，所实行的军国主义其实就是军事国家主义，也是一种国家主义。

所以，面对生产过剩、资本过剩的危机，部分西方国家采取了国家干预，实施“国家主义”，对资本进行限制乃至控制。经过二战，美苏崛起，而英法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衰落。

由此说，我们不能迷信“自由主义”学说，不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认识一个国家体制的优劣，而要总结客观的规律，形成自己的思考。至少今天我们要看到，当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全球化挑战时，是什么能让中国应对得了这种全球化挑战呢？恰恰是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举国体制也是可以跟市场和资本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