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男社工揭秘：太狠了！惨不忍睹

以下是一名从事反家暴工作的社工的口述。

我做社工是误打误撞。以前我做生意，后来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就想尝试做个案，并不想当社工。在当前的中国，社工的专业性不强，收入不高，男性从业者比较少。就算是公益机构的社工也习惯否认自己的身份，害怕社会上鄙视的眼光。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台湾反家暴专家的培训，课堂上播放了一段音频，内容是一个美国小女孩拨911报警，讲述妈妈的男朋友打她、她的妹妹和她的妈妈。那个过程，让我听得很揪心。台湾和香港在反家暴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社工经验，例如对目睹家暴儿童的心理创伤治疗、帮助受害人成长、对施害人矫正救治、恢复亲子关系等。那一刻，我产生一个念头——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2017年2月，我加入了XX市家庭暴力防护中心。XX中心有10多个员工，总部有3个人，其余的人在本地不同区域的服务点办公。我对中心的全部个案实施督导。所谓的督导，就是社工中的社工。

现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基本已经实现社区社工全覆盖，但是，社区社工很少深度介入家庭暴力个案，一般是以各级妇联的工作人员、婚调员或者律师为主。一些公益机构的社工做项目比较多，例如去学校、社区做预防家庭暴力，防范校园暴力的的讲座，这些服务相对更容易获得资助。资助个案服务的项目很少，但是，我喜欢做个案，我想帮助具体的人。

小时候，我家乡的村庄路边曾有个被遗弃的女婴，她只有几个月大，脚有残疾。我记得好多人去看，我爷爷也去喂她稀饭。但后来女婴还是活活饿死了。那个小生命，让我的心很受折磨。全村的活人，却让一个婴儿活活饿死了，太罪孽了。现在，我有机会救助未成年人，感觉像给那个女婴还债。

因为家暴具有隐蔽性，未成年人受暴是更难以为外人所知。有的男性伙伴在妇女反家暴领域深耕多年，后来投身了未成年人保护的领域。

做社工，容易到处管闲事。就算在大街上走着，看到有家长打孩子，我都会上去干预。有一次，一个父亲在儿童医院的路边对孩子扇耳光。那种动作，盛气凌人，像在展示父亲的威严。我大声叫停，那个男人很凶地说，“你走开，我知道怎么教育我的孩子”。这类父母太多了，所以需要有情怀的关键人物来带动公众和社会的进步。但是也不要太高看自己，现实太多困难，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些正确事情。社工，只是一个标签，背后是服务大众的使命。

2017年5月，我的朋友在某个公园散步，常常看到一个男童和他的姥姥。某一天，一个男子殴打那名男童，用皮带抽，然后抱起孩子，把孩子的头往墙上撞。很多人围观，虽然有人说“打得太狠了”，但是没有人报警。

过了几天我朋友才告诉我这件事情。我着急了，“你们怎么不早点和我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接下来的周末，我让朋友陪着我去公园，找到了那个姥姥和孩子。老人说，孩子才9岁，母亲已经离婚，在当地酒吧工作，打孩子的男人是母亲的男朋友，无正当职业。孩子的母亲说，要么把孩子卖掉，要么把孩子带回老家，扔在前夫家门口。老人虽然心疼外孙，可是自身难保，无力抚养。在老家，她长期被丈夫家暴。好几次逃跑到救助站，最后又被遣送回家。这次又逃出来，躲在女儿的出租屋，帮忙看孩子。老人的丈夫放言，绝对不许把孩子带回家里养。

孩子的母亲幼时是目睹家暴的儿童，长大后，也成了一名家暴施害人。老人说，2017年3月，孩子母亲用脚踹孩子，致使他撞到桌角，头破血流；平时还用手机充电线勒住孩子的脖子，把他吊起来，孩子几乎不能呼吸。

在现场，我看到了孩子的头部、脖子和臀部都有伤痕，就拍了照。孩子姥姥讲述家暴的细节也拍了视频。掌握了初步证据，我们委托公益律师报警。派出所出警了，但是说“找不到地址”，无功而返。我亲自去出租屋确认了地址，再次去找派出所。

走到门口时，我犹豫了。为什么犹豫呢？因为我只是一名社工，做多少才合法、合理、合格？我已经报过警，算是尽了强制报告的义务了。那个时候是周末，天黑了，是晚饭的时间了。我在心里给自己找借口。后来，我给北京反家暴的专家冯媛老师发了一个微信，问还要不要报警。发完之后，我就笑了。是否报警，要不要担当，存乎一心。我问冯媛老师，幻想着她会回复“你很辛苦了，不要跟进了。按照法律规定，你做得足够了”。我明白，这只不过是我在转嫁责任而已。

没等她的回复，我直接进去派出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作为社工，已经断奶了。很多时候，警察就说一句话，“这个事情就这么处理了。”有时候，某些领导也会说，“这个事情不要管了”，社工还敢争取事主的权益吗？要愿意去做，有能力去做，敢于做，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才能体现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