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土耳其人收到了中国朋友的两万块钱

记者/佟晓宇 实习记者/ 黄思韵 高冀蒙 何欣欣 李迎

编辑/刘汨

中国企业调集的挖掘机正在现场救援

在震中的废墟上，因为缺少电力，救援人员有时候不得不靠锤子、锥子、铲子，才能刨出一个缺口。在经历过最艰难的几天后，当地的中国企业又调集来了20台挖掘机增援。

土耳其商人哈里从广东买了1000顶帐篷寄回了国内，一位中国朋友还给他转来了两万块钱。朋友告诉他，自己经历过汶川地震，能够理解哈里的心情。

原本经营着一家外语培训机构的郭国英，阴差阳错成了翻译团队的负责人。在他们几个昼夜的忙碌之后，当又一批中国救援队即将抵达时，16名翻译志愿者已经等在了机场。

截至目前，发生在2月6日的两次7.8级强震，已经造成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超过两万人遇难。而在余震和寒潮中，保暖装备以及药品的短缺同样致命。

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但没有人想放弃，一批批国际救援队伍仍在赶往震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物资也在发往那里。

数位采访对象向我们讲述了灾后人们的惊恐、无助和需求，也讲述了一场生死营救是如何从震中的废墟之上，延伸到万里之外。

震中城市已经一片废墟

断水断电，只能靠人力救援

“滴嘟滴嘟”的救护车鸣笛声一直在黄运兵耳边响起，几乎没有中断。他数了数，一分钟之内，至少有十辆救护车经过。地震造成的房屋坍塌、道路损坏，使交通变得拥堵不堪，救护车也挤在了一起。

这里是位于震中区域的哈塔伊省，也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三个省份之一。地震发生当天，黄运兵所在的中联重科土耳其分公司，派出了包括他在内的两名现场服务工程师、一名客户经理，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一同上路的还有五台挖掘机，操作手则在当地临时招募。

救援需要和现场的专业救援力量配合。先通过呼喊确定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然后清理出可以供救援人员钻入的洞口，救出被困人员后要及时保暖，再由救护车载去医院。救援小队连续30多个小时无法休息，累了就住在附近的两台车上，每台车挤了4个人。

黄运兵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从未见过如此破败的土耳其。刚到现场时，他手足无措，“最大的困难就是需要救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楼房都是倒塌、破碎、开裂的状态”。他并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到现场参与救援，“等事情结束了再跟他们联系”。

救援人员人手短缺，发电机也缺，手持的破拆工具经常无法工作。在8日凌晨3点的一次救援中，由于没有发电机，救援队只能靠人力用锤子、锥子、铲子刨出缺口，历经3个多小时，才救出一个被压在床垫和石板下的小女孩。

远在北京，土耳其人哈里预料到了这些困难。“土耳其有81个省，其中9个省都受到了地震破坏，国内（土耳其）肯定很缺少救援的人。“哈里2011年来到北京，从事保健品外贸工作。他的家在土耳其最西边，靠近爱琴海，没有受到这次地震的影响。

得知土耳其地震时，他正准备出门上班。“原本新的一周要开始了，但看到信息后，（好情绪）完全破掉了、灭掉了。什么都不想做。”

哈里的一个朋友居住在震中的加济安泰普省，震后两天才给他报了平安。朋友说自己几乎放弃了，巨大的声响中，家电、物品全部摔在了地上，碎了。他缩在床上，不敢动弹，想着“我什么时候会死”。幸运的是，他所居住的楼没有发生坍塌，但是等他下了楼，才发现家周围的房屋几乎全部坍塌了。

另一位在中国的土耳其人Ezra，也是在几天后才和朋友取得了联系。朋友生活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地震发生时，是家里的狗唤醒了一家人，他们第一时间跑到了楼下，没有受伤。她居住的楼房有12层，建于25年前。那已经算是附近质量比较好的楼房了，楼层比较高，震后只是发生了倾斜。在同一街区内，其他建筑大多只有五六层，几乎都成了废墟。

几天来，Ezra一直牵挂着朋友和其他受灾的人。对从小生活在土耳其安卡拉的她来说，地震并不陌生，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每年她都要参加地震演习。2012年，她在土耳其孔亚经历过一次六级地震，她的两个校友在那场地震中丧生。当这一次灾难再度降临，她不断带着哭腔重复着“很糟糕，很糟糕”。

断水断电给救援带来极大困难

“身边连片挡风的纸都没有”

因为疫情的原因，在中国工作的杰姆，已经有一年多没回过土耳其哈塔伊省的家乡了。

2月6日凌晨，杰姆的父亲被剧烈的晃动惊醒，拿上车钥匙和手机，穿着内裤就冲下了楼，和三名邻居躲在车里。他给杰姆发来一条短信：“我很好，打算去朋友家的房子”。

杰姆收到这条信息时，已经是中国时间6日的下午1点钟。在此之前，身在广州的他已经给家乡的亲人朋友打过一轮电话，没有一个接通。

终于有朋友到达父母居住的街道，给杰姆发来了他家的照片。杰姆的家没有倒塌，但外墙受损严重，绽开了好几处裂缝，满地都是掉落的砖头和混凝土。

杰姆说，他家住的这条街位于市中心，以近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命名，“我父母从1998年就住在这里，现在整条街很多建筑都倒塌了，不确定有多少邻居朋友死伤。”

在邻居给杰姆发来的一段十几秒的视频里，天气阴霾，救护车声此起彼伏，最后镜头对准一栋倒塌的五层楼房，邻居迟疑地说：“这好像是我妈妈的房子......”

震后三天里，杰姆给他60个亲戚发了短信，只有不到一半人回复。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6位亲戚被送去了医院，4位亲戚去世，亲近的阿姨被压在了废墟下面。她的女儿从其他城市赶到现场，等待救援人员将母亲遗体抬出来，和杰姆通话时止不住痛哭。

7日下午，杰姆再次和父亲通话，他已经去了临近城市的朋友家，但天气寒冷，大家都很缺衣服，“身边连个挡风的纸张都没有。”父亲有高血压，他说自己很不舒服，停药两天后，感到胃烧、心脏痛，还因为甲状腺问题情绪暴躁。

“如果再不吃药，有可能心脏病发”，父亲打算回到原住处拿药，杰姆劝他不要回去，“毕竟很危险”。隔天，杰姆再联系他，手机又关机了。

很多在海外的土耳其人都经历了这样的煎熬，艰难地和在震中的亲友取得联系，想帮帮困境中的他们，却无从下手。

深圳大学留学生 Esma在震后和家人视频时，发现故乡马拉蒂亚像一座“鬼城”，房子没办法住了，很多受伤的人躺在路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每家都有自己的问题，都只能顾着自己。”

2016年，Esma的爸爸去世，留下一家餐厅成了全家人的经济来源。近几年土耳其的经济不好，里拉贬值，通货膨胀率也高，但Esma人在中国，家里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打扰她。“每次询问家里的情况，他们都说很好。”

这次地震，餐厅所在的楼房也受到了破坏，但家里人还不敢去查看，Esma的妈妈、姐姐和腿部有残疾的哥哥，前往了其他城市避难。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Esma说，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经济形势更加恶劣，“如果餐厅没了，我们全家没办法继续生活了，这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从中国采购准备发往土耳其的发电机

来自中国朋友的两万元捐款

土耳其艰难的冬天，对伤者和匆忙逃离的人是致命的。对于这次发生地震的北部地区，一位土耳其留学生形容，那里的气候“就像哈尔滨一样”，寒冷和降雪都在加剧灾情。他听一位在震中的朋友说，附近百十来栋房子只剩5、6间没有倒塌，许多人只能躲在车里。

地震后，杰姆所在的在华土耳其人社群筹备物资运回国，杰姆也捐了款。他们在石家庄采购了1000件棉大衣，在江苏丹阳买了2万件应急保温毯，还从不同的省份采购了手套、暖宝宝等御寒物品，然后空运回土耳其。

通过一个广东的朋友，哈里也采购了1000顶帐篷，他认识的很多在华土耳其商人，都在四处联络关系、采购物资运回土耳其。他在深圳的十几个土耳其朋友，共同采购了五万件手套、围巾和被子等御寒用品，还有人一次采购了一千台发电机。

哈里也收到了一些中国合作伙伴的捐款，有人给他转了两万块钱，告诉他，自己经历过汶川地震，能够理解哈里的心情。

采购的物资从付费到装箱，每一步哈里都仔细拍下照片和小视频。他希望把物资送到灾区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也都能够被那些给他捐款的中国朋友看到。“要让为我们付出的人看到，放心，钱没有白花。”

Emir曾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上学，他很理解那些身在海外的土耳其人的牵挂和焦虑。即使远隔万里，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断不掉的，Emir现在住在伊斯坦布尔附近，从事国际贸易工作，但他的朋友、恋人都还在中国。“救灾不一定要赶赴灾区，大家都在自己的城市里，用自己的方式行动。”

地震过后，土耳其大大小小城市的中心广场，都出现了物资捐赠活动，很多店主还整理出纸箱子摆在街上，供想要向灾区发送物资的人使用。收集、搬运等工作都由市民自己完成，Emir49岁的母亲也参与到其中。

一些土耳其留学生跟随救援队成为志愿者

寻找土耳其语翻译

“在华土耳其学生会”原本是一个举办讲座和交流活动的联谊组织，地震发生后，这里成了一个连接中国和震区、调配物资人力的“中枢”。

自2月7日以来，土耳其学生会的成员，是在不断的电话与会议中度过的。打电话联系使馆、领事馆、救援队询问是否需要服务，线上会议协调救援资源，转发宣传物筹集捐赠活动，还要帮忙协调航空公司与物资仓库……

许多土耳其留学生回国后，还会与学生会保持长久联系。在华土耳其学生会又集结了约20名会讲土耳其语、中文的人，与中国救援队共同赶往灾区。

当土耳其聚集了如此之多的国际救援队，翻译成了急需的人才。震后第二天，一个北京蓝天救援队的朋友找到了郭国英，想寻找身在土耳其能够讲中、英文的朋友。

郭国英是贵阳安顺人，曾在菲律宾、南非留学生活，眼下经营着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兼做外国人在华务工的代理。因为工作关系，郭国英认识不少在中国工作的土耳其人，她先后联系了20个朋友，帮忙寻找语言志愿者。

一开始，沟通需求的微信群只有三个人，郭国英、救援队员、土耳其朋友丽莎。在蓝天救援队之后，向他们寻求帮助的志愿组织越来越多，一些即将赶往震中的救援队不仅需要翻译援助，还需要了解当地信息。大家开始把更多能参与服务的朋友拉到群组里，如今，翻译人员已经扩充到90多人。一个在土耳其工作的中国女孩找过来，主动承担起了海外人员的调配协调，趁着两地5小时时差换班工作，确保24小时有人轮岗。

郭国英阴差阳错成了这个志愿团体的负责人，她开始以为只要找到翻译就好，后来发现协调才是更大的难题。志愿者“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去哪里、接下来怎么做，但是第二天，蓝天救援队就要抵达土耳其了。郭国英忙着统计翻译志愿者信息，了解大家所会语言、所在城市、可随队救援的时间，“打了一天的电话”。

郭国英最担心的是安全，她建议所有志愿者购买人身保险，甚至产生亲自去土耳其的想法。参与援助翻译的志愿者还需要自己负担航班费用。尽管前方天气寒冷、缺乏物资，但郭国英表示，团队目前缺乏资金支持，没法采购更多东西，只能号召志愿者带上多余的睡袋、帐篷、头灯、电池。

眼下看，这个志愿团队还要存续更长的时间，她们在8日晚上才仓促起了一个名字——“中国爱援翻译”，“接下来如果救援团队需要的话，我可能还会找其他国家的人来加入到这个队伍，毕竟救援队员之间还有其他语言的翻译。”郭国英说。

2月9日，郭国英协调救援工作到凌晨4点才睡下。上午9点到了她接班时起床才发现，前一天早餐的牛奶还没喝完，只能倒掉了。

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当又一批中国救援队即将抵达时，16名翻译志愿者已经等在了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带上了头灯、睡袋、保暖设备等物资，举着的接机牌上写着“土耳其挺住，中国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