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不止在沙场!中国为什么有实力参与中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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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主导上一轮全球化的美国为何会单边主义盛行和出现民粹主义浪潮?其根源在哪里?逆全球化能否帮美国摆脱困扰?转嫁贫富差距等内部困扰能否解决美国系统性、结构性体制困境?这些问题,在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今天,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
《瞭望》新闻周刊刊发"全球化视角下的治理挑战"系列文章,共四篇,从"全球化"这个宏大视角切入,通过纵向横向两个维度,深入剖析今日美国面临的困境和症结,及其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文|慕峰瞭望智库专家
本文综编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
一美国贫富差距有多悬殊
美国今天仍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度,为何会出现民粹主义浪潮?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源于其国内体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现为美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中下层民众经济水平持续倒退。
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当选后,对中下层不太关心的美国商业精英阶层,也开始关注过去十几年来有关"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国内体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展开反思。
1美国贫富差距快速拉大
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2017年10月23日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能够帮我们理解美国今天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
达利欧在这篇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按实际家庭收入划分为前40%和后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国人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报告,1983~2013年这30年间,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万美元跌至9300美元;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仅从9.43万美元增加至9.65万美元),而前21%的人群,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万美元上涨至63.94万美元。
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美国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
▲5月24日,洛杉矶市中心,一位行人从一名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旁边经过
如果再具体的话,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统计,今天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扩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看,他们的收入有60%来自劳动收入,这主要是跨国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级明星的劳动收入。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则在其近著《拯救资本主义》中指出,美国的超级经理人,也即美国大公司的CEO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1978~2013年,美国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
这就是美国贫富悬殊的现状。
2"美国梦"在褪色
2019年5月23日,美联储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需要支出400美元时,有39%的被调查者无法以现金、储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进行支出,其中27%的被调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应对这400美元的紧急支出,剩下12%的被调查者则完全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意外支出。这仅仅比2013年美联储同样调查所显示的情况略好,该年有50%的被调查者无法自行应对这类看似金额不大的紧急意外支出。
美国中下层面临的更大挫折还体现在养老、教育、寿命和医疗方面。
养老方面。二战后美国以福特主义为典型福利模式,大型工业企业提供全面的养老福利。1980年代自由化改革后,劳工养老福利逐渐转由资本市场承接。
1978年《美国税收法》新增第401条k款,形成由企业和雇员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基金式养老计划,一般称为401(k)计划。1990年代401(k)计划迅速普及,各类养老基金成为美国证券市场的大型机构投资者。
美国养老金目前包括三个部分,即公共养老金、401(k)计划和个人退休金计划(IRA)。其中公共养老金逐渐收不抵支,甚至难以满足员工退休后基本生活需要。401(k)计划最为重要,2017年占到美国养老金总规模的68%,但401(k)和IRA均非强制性养老金计划。
达利欧的报告指出,今天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如401(k)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因此,在1980年代之前社会福利甚佳的美国传统劳工,在今天退休之后生活上面临极大困难,强烈的反差使其难以接受。
教育方面。美国曾有极为成功的教育制度,财政上曾给予高额补贴。
美国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在其著作《我们的革命》中提及,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接近免费。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是243美元。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收学费。但今天美国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学生债务只占其总负债的5%,后60%人群的学生债务却要占到其总负债的17%。美国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1/8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需偿还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仍未清偿的4330万学生(包括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的助学贷款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超过40%的学生贷款被拖欠或者违约。
教育支出让美国中下层负担沉重,特别是传统工业区曾经的劳工,在自身福利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根本无力负担下一代的教育支出。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外移,金融和高科技成为主导行业,这些新兴行业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中下层收入群体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美国许多中下层的学生即便依靠贷款完成大学学业,也找不到像以前那样福利较佳的工作。大量美国中下层年轻人对未来丧失希望。
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根据达利欧的研究报告,美国后60%人群中,过早死亡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大约20%,主要原因是毒品/(药物)中毒(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和自杀(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
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因止痛药芬太尼被滥用正酿成危机,在传统工业区也就是锈带,吸毒和药物滥用问题突出。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曾经的制造业地区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
特朗普胜选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迅速在美畅销。这是出生于美国锈带的80后J.D.万斯的自传,详述了美国下层民众的生存现状:失业、酗酒、吸毒、普遍的离异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问题,已在传统工业区普遍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要知道,这些地区曾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地带,1990年代之前曾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大本营。尽管万斯通过个人努力完成了在耶鲁法学院的学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通过他的叙述,读者仍能深深感受到作者对自己家乡的绝望。
医疗方面。美国仍是医疗成本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在2016年时美国仍有2800万人不能享受医保,而此前由奥巴马力主的《平价医疗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虑到美国后60%人群根本无力承担多出的数百美元保险支出,在竞选中受到特朗普猛烈抨击,并使其收获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3特朗普的做法能解决问题吗
这还是我们曾经了解的美国吗?事实上只有当我们了解上述情况,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中下层会赞同特朗普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企业增加本土工人工资、威胁美国跨国企业将制造业岗位回流时,会获得美国中下层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今天不但要对中国开打贸易战,甚至对日本、德国等传统盟国也要施压;而当美国舆论一边倒地强调是中国利用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是墨西哥人通过偷渡夺走了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时,特朗普显然还将获得美国中下层更多的认同。
这些都是基于争夺选票的考量。而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观点真是正确的吗?上述做法真的能解决美国国内今天的问题吗?
美国真的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财富》全球500强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上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芯片、软件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也有巨大优势。美国有真正实现全球化的互联网企业。美国依然有最强的基础创新能力,大量的基础创新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中东石油与美元的结盟依旧牢不可破。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辄数千万美元年薪,即便因经营不善或丑闻而离职,补偿金也可能高达上亿美元。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者的华尔街精英们,在因"太大而不能倒"获得美国财政救助后,迄今仍未受到足够的约束,甚至大量违法交易仅通过缴纳罚金就可以实现和解。
所以,今天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究竟是因为其他国家抢走了美国中下层的就业机会,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出现了严重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和辨明。
二美国贫富差距加大根源何在
对美国而言,其在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是美国国民整体上共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站在了全球前列。
根据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的数据,1900年,美国白人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8岁,非白人男性仅为33岁,到1940年这两个数值已分别提升到63岁和52岁。这要归功于美国卫生、医疗体系的进步和普及。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莫妮卡·普拉萨德在其著作《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中提到,1913~1954年间,美国通过一系列税收决定,把企业提供的医疗保险等员工福利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促进了由企业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福利的发展。
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联邦政府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重新分配,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取得的发明专利权,转移给实际从事该研究的大学,再由大学将这些知识溢出并实现商业化,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发展。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爆发带来了充足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中产阶层的形成。
而当下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就是基于这种现实与历史的比较。正如本系列第一篇《美国贫富差距有多悬殊》一文所揭示的,在今天的美国,财富居于美国后60%的中下层群体已经远离"美国梦"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民粹主义爆发的根源。
综合分析,导致美式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去工业化、信贷福利主义以及政治游说的负面影响。
1去工业化将一部分人逐出中产
1955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统计美国500强企业名单,这一统计已持续60多年,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产业的变迁情况(见表1)。
如果将所统计产业按传统生产性行业、新兴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划分,可以得出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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