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中美逆转的48小时

如果有人在1999年11月14日凌晨4点路过离故宫不到20分钟车程的王府饭店，兴许就会看见在森严的戒备中，十几个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正在挨个把行李搬上挂着外交牌照的专车，急匆匆地准备离开。但在车队即将出发之际，美国人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又把车上的行李一个接一个地搬了下来。

这群人是赴华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带头的人名叫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一个小时前，她的副手约见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声称"双方分歧越谈越大"，没必要继续谈了。但在王府饭店门口演足戏之后，这个喜欢佩戴精致丝巾的女强人在凌晨5点再次回到谈判桌前。

也许巴尔舍夫斯基自己都没有预料到，36个小时后，她又将与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Gene Sperling）一起躲在东长安街2号外经贸部二楼签字室旁边的一个女厕所里[1]，再一次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她看着斯珀林难掩兴奋地说，"总统先生，世界上最艰难、最伟大的谈判结束了。"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里，人们更愿意用"世纪谈判"来称呼那场历史事件。美国驻华大使馆、王府饭店和外经贸部大楼构成的方圆5公里，吞吐和吸纳着媒体的无数猜测与想象。而笼罩北京城的不单单是关税、贸易、开放这些概念，还有南联盟大使馆上空的疑云和席卷加利福尼亚的"朱旋风"。

谈判桌背后的36个小时，勾勒着两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力量长达几十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