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小平前赴 毛泽东却未能后继 重温那次改变国运的留法

百年前的一个春日，"因幡丸"号邮轮从上海起航，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其后，一批批经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学子，奔向法兰西。

1919年到1920年间，先后20批19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为中国的各个领域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科学家朱洗、严济慈、张竞生；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任光；文学家萧三、盛成等。

今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出访法国时指出，今年是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既是中法建交55周年和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回望百年前的勤工俭学，这是一场点燃理想的信念之旅，也是一场文明交流的互鉴之旅。

当年赴法人员乘坐的邮轮。

一支远征探险队

1919年3月17日，上海汇山码头，日本邮轮"因幡丸"即将起航，89名学生乘坐驳船登上了这艘大轮。他们意气风发，仿佛借那长鸣的汽笛，向世人宣告："法兰西，我们来了！"

阳光照在水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号子和汽笛声，送别的人群中，毛泽东穿着泛白的灰布长衫向学生们挥手。

在登船的学生中，数湖南人最多，有43名。负责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毛泽东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为他们送行。

作为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他们的出发相当轰动，当时的《申报》《晨报》和《时报》均详细报道。

据报道，3月15日下午，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出席者有中华民国参议院首任议长张继、法国公使馆参赞雷沛雷、驻沪领事韦耳登等，共300余人。

1919年3月，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欢送勤工俭学学生。

惜别之后，学生们坐四等舱，经香港、西贡，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转英吉利，历时49天，于5月10日抵达巴黎。所到各处，均受到华人的热情款待。

据徐悲鸿回忆，一行人在伦敦时，留英中国学生会曾在万国学生俱乐部开欢迎会。

就餐前，负责招待的黄国梁手持全套西餐餐具，站在一张凳子上为各位同学讲解餐具用法及用餐规矩与礼节，并做示范，还一再叮嘱吃西餐时最忌讳发出声响。孰料，头一道菜就是汤，各位同学一开动就是唏哩呼噜声四起，令接待同学全都愕然失色。

不仅华人，法方的接待也显得周到殷勤。学生沈宜甲在《第一次报告书》中写道：

"当生等第一次来法时，今法总理克里满梭所办之《人道报》大登其欢迎词，谓此班学生，为交换中法文明者云。而当同学之入学校及工厂者，其待遇皆优于其本国人，且有蒙达耳一校，更将中国国旗，大悬特悬，以为荣耀；且各校皆为中国人特开班次，特设住所。法国学规本极严，而对中国人又极宽；且在校一方补习法文，一方又可学习公艺，如生所居之木兰学校是也。"

报平安的消息传回国内，加上法国政府特地发放了500张廉价赴法船票给学生，让"自由的法兰西海岸"仿佛近在眼前。10月出发的"宝勒加"号，一船就载了208名学生。

法籍邮轮中，往返三次的"鸳特莱蓬"号最为著名。

1919年圣诞节那天，毛泽东最好的朋友蔡和森和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未来的妻子向警予一起，在上海滩登上了"鸳特莱蓬"号。

送别的人群中本该有毛泽东。12月中旬，他特地从长沙赶来，为蔡和森饯行，但因船期延误，母亲病重，不得不离沪。

转过年来的早春，毛泽东第四次到上海，为最后一拨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同学们对毛泽东未能赴法感到遗憾，毛泽东却回答说："革命不能等你们回来着手再干。"

毛泽东，一个最早的组织者，却遗憾放弃。是母亲从病重到去世的牵绊？还是抛不下与杨开慧甜蜜的爱情？又或是经济上的窘迫？是对中共革命有了新的判断？25岁的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赴法，至今仍是一个谜。

与此同期，周恩来接受了南开大学创始人严范孙的捐助，奔赴欧洲。16岁的邓小平也在夏天坐上"鸳特莱蓬"号，抵达巴黎。刘少奇虽然在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了一手好木匠活儿，却因错过了时机，没能如愿登船。

1919年至1920年两年间，共20批乘邮轮西渡，1900多名学生抵达法兰西，其中又以川湘学子居多，占总数的近一半。这倒真应了曾国藩那句话："无湘不成军"。

四川学子最多，得力于四川各界人士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教育家吴玉章在四川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四川督军指示学校"凡考试名列前30者，政府发给每人四百元，以资鼓励"。陈毅及兄弟陈炎、刘子华、金满城，均获政府资助赴法。

湖南学子甚多，则是新民学会上下奔走的结果。按照毛泽东草拟的计划，新民学会先是为湘籍子弟争取到了70个贷款名额，又在北京、河北、长沙开设了多个留法预备的"湖南班"。

留学在其时又被称为"放洋"。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是精英阶层趋之若鹜的风潮。

根据法国学者王枫初的研究，甲午海战后的十年间，日本是最重要的目的地，赴日留学者达两万五千人；1908年美国开始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赴美数量显著增加，渐成浪潮。一战以前，能到欧洲留学的，凤毛麟角，偌大欧洲，仅有几百中国留学生。

那时的留学生要么出身大富大贵，要么有公费或大佬支持。公派留学名额甚少，需经过严格选拔，简直跟中举一样。

不同寻常的是，由"因幡丸"开启的这次留法潮，大大降低了放洋的门槛。

赴欧的留学潮中，中学毕业或肄业的青年学子占多数，还有不少小学生。少数大学生不是因抗议中日密约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就是参与"五四"运动被除名的高校生。

在他们当中，54岁的葛健豪年龄最大，10岁的王书堂年龄最小；40余名女生冲破封建枷锁走向世界；还有"三湘大儒"徐特立和贵州大教育家黄齐生等名流也甘愿去法国半工半读。

由于组织者"多多益善、来者不拒"的态度和社会各界的慷慨解囊，不仅家道中落的陈毅没有为资金所困，就连罗喜闻、何长工、高风、毛遇顺等赤贫农家出身的，穷到几个人共用一件棉衣，也都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

书写这段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家李春雷对本报记者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创了一个奇迹，一个只花200大洋甚至一分不出就能出国留学的奇迹，一个人不分贵贱老幼只要有一腔热血均可出国读书的奇迹。

正因为这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了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赞为"远征探险队"。

一个民间主导的奇迹

人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贫富，不论教育程度，仅凭着一腔热血就能赴法，推动这场运动的力量来自哪里？

寻根溯源，记者找到了布里，河北省高阳县境内的一个弹丸小村。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竟然是从这里发轫，而后席卷全国的。

在布里，有一座杂糅了哥特风与乡土气的建筑--"法国学堂"，它的主人是高阳县里响当当的人物--清代重臣李鸿藻之子、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巴黎豆腐公司老板、民国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

单看这一长串头衔身份便可想见，李石曾是个"千面人"，他也的确在各个领域奇招迭出。

留法念书期间，李石曾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化学方法研究大豆成分的专著--《大豆》，并顺势开办了豆腐公司，把中国豆腐和老家高阳的华工带到了巴黎。

最早一批赴法华工不但适应了法国的生活，还在"工余求学"办起了夜校。李石曾很快就被这种新模式所吸引，他亲自给工人们上课，还把"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巴黎的蔡元培也拉进来，给工人们讲《工人与美学》。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伤亡惨重，急需大量工人。李石曾趁机与法国招工局谈判，代为向中国招工，但提出了四条招工条件，其中规定：华工与法国工人必须同等待遇，须设工人教育。

通过官方和民间的招募，14万华工赴法参加了战勤服务，但他们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工作起来困难较大，加上语言不通，写信看报、记账交往等都不方便。豆腐店的华工们虽然学习了才不到半年，但已经可以投入到接待和翻译工作中，这令法国政府相当满意，不仅借给华工学校校舍，还每年给1万法郎津贴。

工人们"工余求学"，尚能有所成，如果把这种方法用到学生身上，"学余做工"岂不是进步更快？蔡元培不愧为大教育家，他这么琢磨，突然感到茅塞顿开。

这些年，以蔡元培为首的留法派一直在提倡"留法俭学"，但难就难在每人每年最低也得600块大洋，一般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给"俭学"加上"勤工"二字，这600大洋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李石曾乐观地算了一笔账：以每人每日平均15法郎的工资计算，刨去吃住，一个月能存150法郎，一年能存1800法郎。而法国中等实习学校一年才收1200法郎，还管吃住。如此勤工俭学，只需掏钱买一张到法国的船票，不出3年就可以入校读书，不出5年就可毕业。

蔡李二人说干就干，立即邀约名流，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又联合法国教育界成立了"法华教育会"，其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

1917年夏，李石曾返乡，见村里有很多出洋见过世面的华工，是唾手可得的法语老师，就临时起意，在布里村里办起了留法预备学校。

蔡李二人的朋友、同为同盟会留法大佬的吴稚晖则用他那生花妙笔，连发九篇文章，鼓吹留法勤工俭学。"法兰西文明天下第一"，"中国可以有两万人去日本留学，为什么不可以有两万人去法国留学？派出留法勤工俭学生，要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些极具煽动性的话语吸引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解囊。

虽然一战硝烟尚浓，但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这"三驾马车"，很快把留法勤工俭学之风吹向了全国。最早闻风而来的，就是新民学会的三湘学子、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学生们。

1918年6月，湖南师范毕业生蔡和森揣着老师杨昌济的推荐函，找到北京东堂子胡同33号，拜见了仰慕已久的蔡元培。

蔡元培对这个"小本家"兴趣颇浓，他说："我们办法华教育会的目的，就是要为你们这些求学无门、无依无靠的寒门子弟找一条振兴实业、提升教育的道路。"

这次会面让蔡和森信心满满，他给挚友毛泽东写信，邀其"速来北京，经济其事，主持大计"。毛泽东闻讯大喜，马上和萧子升带着24名湖南学子赶到了北京。

在湖南师范，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并称为"湘中三杰"，他们一同创立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在北京，他们则"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为"向外发展，留学法国"而上下奔走。

很快，萧子升作为李石曾的秘书先行赴法，湖南籍勤工俭学预备生达数百人，仅新民学会就坐船走了13人，占成员的三分之一。

法国方面的积极态度，更是让留学之路顺风顺水。一战进入尾声，法国人发现，华工工作效率很高，还有3000多人娶到了法国媳妇，在法国扎了根。质朴的农民尚且贡献颇多，受过教育的学生来法国勤工俭学，不仅是上等的廉价劳动力，还送钞票来上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创汇，岂不是更好？

当时的货币汇率也很给力，从一战前的1∶2.5法郎，一下子飙升至一战后的1∶15法郎。1919年5月，乘"因幡丸"到巴黎的徐悲鸿、蒋碧微夫妇，点了一汤一鱼一点心，面包无限供应，外加四分之一瓶的红葡萄酒，仅用3法郎75生丁，合中国法币2.5角，实在是太便宜了。以在巴黎生活月需300法郎计算，约合20块银元，这点钱就是在上海，一个学生也不够花。

如此低的留法门槛，对于在军阀混战中彷徨无计、寻找出路的青年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向刚猛的李立三虽然在离别时吟出了柔情诗："我是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但他更憧憬的是"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公民"。

一道赤色的分水岭

花都，是那个年代法国巴黎的昵称。一个"花"字，道尽了中国人对大洋彼岸的自由浪漫之城的无尽遐想和渴望之情。

"因幡丸"到巴黎，多数学生虽然在漫漫旅途中染病生疾，但仍充满对新世界的向往。谁能想到，他们刚刚走下邮轮，还未领略花都之美，也没来得及勤工俭学，就投入到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李石曾就带着萧子升、李璜、李广安、周太玄、向迪璜等一干华法教育会的干将们，奔赴巴黎，筹备着接待勤工俭学生。

1919年1月，协约国在凡尔赛宫召开"和平大会"。为了用稿酬来供自己读书，周太玄、李璜临时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通讯社--巴黎通信社，向国内报道巴黎和会的消息。

混进记者圈的李璜发现，一股暗流正在凡尔赛宫内卑鄙地流动：英、法、美等大国正酝酿着，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盘移交给日本。

负责编辑的周太玄通宵熬夜，赶在英、美、日通讯社之前，把巨头们合谋"拒不归还青岛"的信息，准确地传到国内--这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他俩在5月10日的一篇报道，记述了旅居巴黎的华人举行集会，对中国外交失败和政府无能表示抗议，"这里的华人都异常愤怒"，"满场肃然，塞满不平的空气"。这也是第一批旅法勤工俭学生下船后感受到的氛围。

在北京，正在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法语的赵世炎联合在布里留法预备学校学习的蔡和森，各率湖南、四川预备赴法的青年学生，到新华门总统府前静坐；在天津，觉悟社的领导人周恩来因组织游行身陷囹圄；在安徽芜湖，尹宽、李慰农带领学生焚烧日货；在重庆，十六岁的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向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抗议示威。

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的学生在"五四"运动前一日才得到消息，怕赶不上第二天的行动，就集资雇脚力出发了。他们的脚力今天听来令人惊讶：几十头清一色的小毛驴。在这些毛驴上，坐着未来世界著名的大作家盛成，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黄埔军校党支部书记鲁其昌和后来的中国革命的烈士毛遇顺、高风、蔡支华，还有后来红三军团第八军军长何长工，中国青年党的头目之一段振寰等。

6月28日，是"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日子。前一天，留法勤工俭学生们便行动起来了：民国女侠、中国第一位女博士郑毓秀等去会晤团长陆征祥，另一些人挨个去找代表团其他成员，如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王正廷等。

郑毓秀堵住了陆征祥的秘书，问中国代表团准备怎样应对，秘书支支吾吾讲不出来。郑毓秀用挑起的大衣兜抵着他说："回去告诉陆征祥，他要是敢在'和约'上签字，我可以答应，我手里的这支枪可不答应！"其实，郑毓秀大衣袋里的手枪，不过是她顺手在花园里折来的一截玫瑰枝。

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现在"凡尔赛和约"的签字现场，"五四"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那些"未及留洋，先行造反"学生们，则纷纷赴法。

李春雷认为，"五四"运动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分水岭。运动前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大都抱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振兴"的美好愿望，而后来赴法的勤工俭学生们很多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是主张改造社会、实行革命的激进分子，他们明显地接受了"赤化"教育，头脑中蓄满"赤光"上路了。

难怪后来的中国青年党头子曾琦阴阳怪气地对同党李璜说："李石曾先生把一群'丘九'弄到了法国。"（丘八是对大兵的贬称，丘九则指学生比大兵还厉害。）

一块无政府主义试验田

"丘九"们到了法国，还没出码头，接站的法华教育会工作人员就根据盘缠的多少，将学生们分配到法国各处。有钱的先到中学补习法文，钱最多的，留在巴黎、里昂；其次分配到风景秀丽的枫丹白露等，再次到麦南；更次者到蒙尼达。两手空空的学生则暂在华侨协社的帐篷里食宿，等候法华教育会为他们觅工。

"美景、美酒、美女"号称巴黎三美，穷学生们起初曾为此惊叹不已，但他们马上沮丧地发现，此处的优雅生活与己无关。在高大华美的埃菲尔铁塔之外，还有一个欺凌工人的黑暗社会。

聂荣臻、陈毅、李立三和邓小平刚到法国，就被送到施耐德钢铁厂当"马老五"。

"马老五"，是法语"马勒尔五"的汉语发音，意为"粗工""苦工"。李立三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工作--"拉红铁"：巨大的钢条从熔炉里出来，进入导轨，再由工人拖出来，飞溅的火星常常将人烫伤，李立三和邓小平经常浑身涂满了红药水、紫药水。周恩来看着他们身上的累累伤痕，心疼地说："这活真不是人干的。"

从身着洋装、手握笔杆的留学生到卖苦力的"马老五"，赴法留学生不论年龄、资历、学问，一律践行着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劳工神圣"口号。他们当中有北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有当过校长、教员的，但到了法国，却做着一样的苦工：打锤子、用铁锉、扫马粪、扛布袋等等。

赵世炎本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报考任何一所法国学校都不在话下。但他说："我不做文牍，我要去做工。"在最劳累最艰苦的工厂中，他一头扎进了穷困的华工阵营，为他们争取自由之身，教他们识字求学，还创办了《华工周刊》。

越是出身寒苦，越是地狱般的工厂，也就越容易被"赤化"。李立三在钢铁工厂里受到法国左翼影响，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

相比之下，蔡和森一家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被送到蒙尼达公学修读法语。

1920年，勤工俭学生在蒙尼达女校留影（左一蔡畅，左七向警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