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青睐德国军事顾问：相互援助 各取所需

2015年6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来访的比利时菲利普国王夫妇。席间，向菲利普夫妇赠送了一本书--《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英文版。该书讲述了中国女性钱秀玲凭借着自己同德国驻比利时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的私交，将百余名犹太人和比利时反战人士从盖世太保的枪口下营救出来的故事。

法肯豪森曾经担任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则是钱秀玲同其私交密切的主要原因。德国驻华军事顾问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但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的群体。他们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训练现代化军队，创建军事工业，制定宏观军事战略计划，甚至直接参与前线军事指挥。

钱秀玲

这其中，包括了一战中的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希特勒的"盟兄"克里拜尔、"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以及上文提到的法肯豪森。

各取所需的相互援助
1928年底的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迎来了民国初年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刚刚结束长期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但长期落后于世界的中国并不能独自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内面临着大小军阀割据，对外还要应对日本长久以来的军事威胁，迫使国民政府将军事现代化的任务放在首位。
1929年1月，第一次陆军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国民政府力图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队进行核实与调整，并且统一武器制式和弹药口径。虽然在北伐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兵工署，又整建了汉阳、巩县等兵工厂，但因当时中国军事工业非常落后，缺乏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难以建立。当时中国军队中又缺乏熟知现代军事思想的军官，无法完成全国军队的整编任务。面对如此情境，国民政府除了寻求同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与此同时，蒋介石刚刚驱逐苏联顾问，迫使蒋介石将目光投向了素有好感，并且认为"对中国没有利益冲突"的德国。
一战后的德国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被迫缩减军备和军队规模，大量军人除役，军工企业发展举步维艰，面临严重的危机。1920年甚至爆发了由大量退役军人参加的"卡普暴动"。
1920年2月，吕特维兹将军反对德国政府将其麾下的反共志愿军"埃尔哈特旅"解散的命令，要求总统艾伯特解散国会，并任命自己为国防部长。当政府拒绝后，吕特维兹将军队开进柏林，与沃夫冈·卡普一起组建新的"国民政府"，并力图恢复帝制，但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与此同时，柏林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巷战和罢工，使得新政府完全无法运作而被迫解散。
卡普暴动让德国政府意识到，需要发展海外市场来解决国内问题。对外的秘密军事输出也可对德国军事思想和技术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并为德国军队积累实战经验。于是中德关系开始升温，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

鲁登道夫

早在1921年，孙中山便以私人名义秘密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为广州政府服务。到了1926年，蒋介石委托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联系德国军事顾问人选。朱家骅同多位德国著名军事将领进行联系，但均遭婉拒。其重要原因在于《凡尔赛条约》第179条规定："德国不但不能派遣任何陆海空军驻在任何外国，而且将采取合适办法，禁阻德国人民离开领土，以投效于任何外国之陆海空军，或随之以助陆海空军等演习，或大概在外国协助其陆海空军之教育。"朱家骅联系的这些德国将领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一战中德国的"军神"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鲁登道夫最初因其在修改"施里芬计划"起到的重要作用而闻名。一战期间，他与兴登堡的组合成为德军的最高指挥搭档（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相当于副总参谋长）。在军事才能上，鲁登道夫远胜于兴登堡，在东西两线战场上让协约国军队闻风丧胆，甚至在1918年西线的春夏攻势中几乎扭转了战局。一战后鲁登道夫与纳粹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啤酒馆暴动"。1935年鲁登道夫出版了《总体战》一书，其总体战理论对二战各主要参战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兴登堡（坐者）与鲁登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