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议罪银”背后的君臣交易

可以说，议罪银制度让乾隆后期的官场彻底溃烂。

雍正时期开始实施的"养廉银"制度为学者周知，但乾隆时期的"议罪银"制度却知之者甚少。

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罚银""自议罚银""认缴银""上交银"等等。在《高宗实录》《清史列传》等清代官书和后人著述中，又通常成为"罚银""罚款""罚项""罚缓"等等。由此可见，清代官书对"议罪银"的命名是造成学者将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混淆的重要原因。

关于议罪银制度的产生，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与权臣和珅的得宠秉政有关，而直至嘉庆四年正月乾隆死后，有关议罪银制度执行情况的记载才消失。那么，议罪银为什么没有延续下去，成为后代定制，而是成为了乾隆后期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和中国旧有的罚俸制度又有什么区别呢？学者林新奇在《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一文中，从二者的产生时期、办理机构、惩罚对象、原因、数量、缴纳方式、缴纳期限、性质、作用等方面，比较分析了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

理清了议罪银与罚俸制度的区别，才有助于我们深入地剖析议罪银背后所隐藏的君臣之间的"交易"模式：一方面弘历通过"小过重罚"，让官员、商人认缴巨额银两，从而达到扩充自己内库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官员、商人通过这种"捐输""罚款报效"的形式贿买平安，向弘历表忠心。

与罚俸制度针对于所有各级官吏不同的是，一般而言，议罪银制度主要针对督抚等地方高级官员，包括布政史、盐政、织造、税关监督以及个别富裕商人，如盐商、参商等，议罪银所针对的对象要么坐拥厚廉，要么家财万贯，于是，这很难不让人对议罪银制度的出发点提出疑问。

《密记档》是专门记载议罪银制度执行情况的珍贵资料，《密记档》的资料并未发现完全，其最早议罪银的记录是从乾隆四十五年开始的。其实，在这之前早有关于议罪银制度执行的例子。

乾隆三十三年，在两淮盐引案中，高晋因其弟高恒的缘故自请交部严加治罪，这似乎是第一个奉旨罚议罪银的督抚。奉朱批："交部议罪，不过革职留任，汝自议来！"高晋遵旨覆奏："惟阙廷伏地，仰求皇上准奴才捐银二万两，以赎奴才之罪……只以奴才之产计值不过二万两，一时变卖又恐不能得价，查以前奴才承审段成功之案，办理舛谬，叨蒙皇恩，准奴才将赎罪银分四年完缴在案，今次赎罪银两并恳圣主天恩，俯准奴才照段成功赎罪之案，每年于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分作四年完缴。"

由此可见，在这起案件中，高晋是否真的有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晋已成惊弓之鸟，害怕受到牵连的高晋自请交部严加治罪。弘历正是抓住了高晋的这个心理，顺水推舟让高晋认缴巨额银两。

在这二万两议罪银的背后，隐藏的便是弘历与高晋之间的一次"交易"。高晋花二万两保身，由国库分发的二万两养廉银在高晋手上转了一手，最后落进了内务府的口袋--皇帝的私囊。

尽管弘历曾为自己辩白："即或议缴罚项，皆留为地方工程公用。"但是据《密记档》记载，在现存的六十八件议罪银案中，奉旨结交户部或地方工程备用的议罪银件数不及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余的都入缴内库。

而对比乾隆前、后期内务府财政的变化可以发现，由前期的入不敷出，还需"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到后期扭亏为盈，"每岁将内务府库银，命拨归户部者，动以百万计。"不难看出，内务府财政的变化与议罪银充入内库有一定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