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抗战时期第五战区内陈诚和李宗仁的人事斗争

在抗日战争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总体战中，为落实"军事第一"的思想，战时的国民政府在地方行政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各个省推行"军人治政"的政策，由军事将领兼理或转任各省省主席，直接掌控该省的行政大权，希望以此加深军、政联系，实现军、政配合的目的。

将封疆大吏的权力交给带兵打仗的"武装同志"，在学理上颇符合逻辑，地方长官和驻军首脑同出自军界，似乎就可以避免历史上一直以来存在的文、武之争。实际运行中，如此安排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另外不少地方同样可以看到，"军人治政"并没有促进军、政之间的和谐，反而事与愿违地引发了双方的对立。究其原因，除了战时体制下一切资源优先流向军方而加重了地方上的各类负担外，不同派系的军人以及军事集团之间一直潜在的矛盾，或许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这些地方的军、政对立中，尤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之间的冲突最为突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与陈诚兼理的湖北省府之间，围绕粮食征集和地方行政展开了多轮缠斗，场面数度陷入僵持，以至于居间调停的蒋介石也时常感到尴尬。

第五战区驻鄂及其"桂系化"的特征

第五战区作为抗战时期资格最老的战区，战争伊始即告成立。1937年10月12日，军委会发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作战任务为防守津浦路南段。1938年，第五战区历经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司令长官部驻地和防区随着交战区域的变化不断变化。当战事进入相持阶段，第五战区正式进驻湖北，其防区位于鄂北、豫南及敌后的鄂东、皖西大别山区。

此后该战区尽管所辖地域不断变化、长官部驻节位置几经迁移，所属部队时有增减，但始终没有离开湖北，与第六战区一道，成为战时湖北最为重要的军事存在。

然而，与抗战时期多数战区不同，第五战区带有较为明显的派系色彩--该战区存在着"桂系化"的特征。一些研究认为，抗战时期蒋介石较为成功地分化了地方军事集团，扩大了嫡系部队的比重，军队的"中央化"进程得以加快，这种看法大致不错。然而地方军事集团面对蒋介石的瓦解和吞并，也采取了各自抱团、相互奥援的办法加以抵制，试图保存其统序的完整，并力争获得发展的机会。抗战时期未被蒋介石瓦解且得以扩张的地方军事集团中，最为突出的除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外，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武装。

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

广西军队的长期存在，是第五战区得以"桂系化"的基础。表面上，桂系部队在第五战区中占的比重不算太高，但其主体地位十分稳固。在桂系控制的广西、安徽两省政府的支援下，广西军队人马较为齐整，补给也相对充分，且除正规部队之外，还握有相当数量的保安团和游击部队，其实际兵力估计可达20万人。

第五战区的其他部队如西北军、川军等地方军、师，往往在其他战区得不到重用，蒙李宗仁特意关照，才在第五战区暂时栖生。它们与桂系的关系总体交好。如戴笠在1942年12月致蒋介石的密报中所说：李宗仁对于"凡隶属五战区之部队，除李品仙所部外，余如第二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以及原隶属第卅三集团军，均极尽卖好勾结之能事，军纪之败坏不问，地方之陈述不理，反而多方庇护，籍以结其欢心"。尽管第五战区各派武装杂处，但多听从李宗仁的指挥号令，多唯桂系马首是瞻。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

第五战区"桂系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军令、军政方面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军令方面，李宗仁在战区的指挥中享有较大的自由。甚至对蒋介石的号令抗命不遵。如1940年的枣宜会战，第五战区就不遵蒋介石的命令，回避作战。使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李、白二人"不愿积极抵抗，而以退缩避战为能"。

军政方面，桂系对第五战区的把控主要体现在各级人事的任免上。战区长官部机关中，除参谋长、参谋处长、卫生处长外，其他政治部主任、军务、副官、军需处长、兵站总监、军法执行监均由桂系将领担任。第五战区最核心的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与所辖的第七军之军、师一级主官，八年间全由第五战区推荐广西将领担任。桂系在第五战区甚至留用了部分"反侧分子"。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设于第五战区的中央军校第八分校中，大量的东北籍教官"系参加西安事变分子"，而"该分校各级负责人中，亦有不少西安事变分子"；此外，李宗仁对于"背叛中央之曹文彬（原范石生部旅长）与鄂省府撤职之钟祥县长曾宪成，均委为纵队司令，待遇独优"。

蒋介石对于第五战区的种种情况一清二楚，但始终采取容忍的态度，一方面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位高权重，又实实在在握有数十万军队，不免投鼠忌器；另一方面，客观上桂系军队在抗战中表现尚佳，蒋介石也有利用其对抗日本侵略的想法。因而，第五战区在"桂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严重出长鄂省到陈诚兼理省政

第五战区在湖北的长期存在，对于战时湖北的安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其"桂系化"特征，使其与中央的关系变得越发微妙。同时，战区与其驻地的湖北省府之间，也因为种种原因矛盾重重并逐渐走向对立。随着一位将领来到湖北省府恩施亲自兼理省政，此间的军、政对立进一步演化成持续不断的摩擦和数度激烈的争斗。这位将领就是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

抗战之前，除了国民政府尚未能实现有效统治的华北、西南、西北诸省外，其余多数省份的省主席已由文官担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此种格局迅速转变。在蒋介石的提议下，为军事便利起见，交战区域开始实施军、政合一，由现职将领担任战地省主席。在这样的潮流中，位于交战区域的湖北省之省主席一职，也在1938年6月，改由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司令的陈诚兼任。不过，此时陈诚的工作重心尚在组织武汉会战，省府工作基本由时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严重代为负责。1939年1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严重为湖北省府代主席。

严重字立三，生于1892年，湖北麻城人，在湖北当地享有较高的声望。他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五期，后担任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总队长，与保定、黄埔两系军人关系密切，尤与邓演达交厚。北伐成功后桂系曾短暂控制湖北，严重于此间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但旋即挂印隐居庐山近十年之久。1937年10月严重出山，先后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省主席直至陈诚亲政为止。

严重上任以来，便陷入各方面的重重困难，湖北省的各项工作无法推动。省府内部既不团结，又缺乏得力干将。严重在1939年4月3日致函陈诚，称"湖北省府到现在是再不能不根本改造了"，明言"代你负责的我，到现在实再无法维持了"，湖北省府"一府中，主客杂陈，纠纷更多，负责主持人所受痛苦，非局外人想象所能及"。之后他在1939年11月27日再次致信陈诚，详细说明困境：属意的王东原无法赴鄂相助，作为元老的张难先、石瑛负担不了实际工作，建设厅代理厅长向云龙不能胜任。湖北省的政府委员太少，"连缺额都补不足，往往开会不足人数"，以致很多工作实际无法开展。

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