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的预测与预言：中日为何必有一战？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早在十六世纪末年（明朝万历年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就曾多次狂妄地宣称："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渠长根著《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26页，新华出版社，2009年）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赔偿巨款，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妄图全面主宰中国，虽未全部得逞，但也足见其狼子野心之大。

自近代以来，这个在我中华大地卧榻之侧的蕞尔岛国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中国有识之士广泛警觉及同仇敌忾。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琦（1892-1951）旅欧时在答复友人的信中说：

吾虽困顿流离，然生平所抱排日救国之宗旨，则未尝一日放弃，苟此生幸而健在，他日得以生还玉门，定当与兄驰骋中原，鞭策国人，于二十年内，起而与倭一战，成败利钝，非所计也。

1923年，曾琦在《日记》中还这样写道：

予悼王希天君一文，力辟国人梦想和平之非，谓我国欲求自立，非于二十年内，准备与日本一战不可。因日本苟非侵略政策失败，则其军阀之野心，永不能戢也。

曾琦乃一介无拳无勇之书生--虽然他后来组织中国青年党，麾下有若干武装力量--他能凭什么与日本狂寇一战？这话实际上代表了潜伏在民间的一股正气，代表了中华有识之士的一种与强敌相抗的精神。凭着这股正气，这种精神，再加上卧薪尝胆，培育滋养，扩展开去，唤醒广大民众武装起来，终能"三千越甲可吞吴"。历史上，弱势而正义的一方战胜强大而残暴对手的事例并不鲜见。此即孟子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况且曾琦当时预测二十年内必与倭寇一战，也确实得到后来历史的验证。

曾琦

据1941年《竺可桢日记》所记，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字一樵）在西迁的浙大作过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中，顾氏提及孙中山在1921年就曾预测中日必有一战：

顾述我国外交之方针，以抗战为建国之策略，次述一国不能不有独立之外交政策，又述总裁三月间之议论，谓吾人第一须做一个中国人。孙总理于二十年前已认清中日必战，且谓战后须注意国防。

回到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被国会参众两院联合推选为非常大总统。4月上旬，美国记者辛默向孙中山提问何国干涉中国时，孙中山回答："余意中所述者乃日本耳。日本之意，盖无（不）欲在中国扩充其势力，彼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并表示坚决反对北方政府以张作霖为首的亲日政策。6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教育大会上指出："今者中国国权已落入日本人之手，视我为属国，支配之，宰割之。"8月，美国政府不明中国国情，竟然邀请北方政府派遣代表出席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孙中山发表一系列演讲、宣言及书信，揭露北方政府"在一切重大、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是日本的工具而已。9月18日，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会见美国记者金斯莱，郑重宣布：

美国欲避免战祸，只有一法，即为及今以口舌与日本力争，如美国今不协助中国，抵拒日本，则美国将来必至与日本开战。我政府已不啻与日本宣战。

孙中山确有先见之明，在1921年就预言：美国政府如不趁早协助中国南方合法政府，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行动，将来必自身遭殃，美日两国必将开战。9月20日，孙中山在致美国总统哈定的密函中发出警告，日本企图占领满洲，这是一条征服吞并中国的老路。孙中山同时预测：1925年日本将完成攫取满洲的任务，从而控制中国，随后将振振有词地与美国作战。11月上旬，孙中山与《大陆报》美国记者谈话，表示："吾人并不攻伐中国之北方，乃欲与日本战耳！因北方之人民，赞同吾人之主张，吾人今只谋推倒被日本使用之华人耳。"1922年4月中旬，孙中山在广西梧州与来访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谈话，指出："广东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国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为日本外府之北庭"，"盖中国若不推翻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范围，日本必利赖中国之天产及人民，以遂其穷兵黩武之帝国主义"，"吾人今日自救，即可以使全世界免除日本武力之危害。"

孙中山确是位高明的政治家，他早已看出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及世界和平的危害，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与1941年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可以说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孙中山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自诩早在抗战爆发前十年就预测中日必有一战。戴季陶（1890-1949）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鼓吹革命，加入同盟会。192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院长。1948年，改任国史馆馆长。戴季陶1912年曾任孙中山秘书，后随孙中山访日，参与访日期间的所有重要活动，对日本政界有非同寻常的了解。他在1917-1919年间先后撰写《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我的日本观》。1927年，撰有《日本论》一书。1944年《竺可桢日记》记载三民主义青年团总部开会：

委员长以感冒未能出席，由戴季陶致开会辞。述抗战十年前（十六年）渠著《青年之路》，曾预示十年之后将有中日之战。并谓中国人不讲科学，则工业不兴，国防无从坚固。自以谓有先知之明。

由于戴季陶访日期间接触到不少日本政界人物，频繁与之交流，故后来对于日本的侵华政策与侵华伎俩作过入木三分的揭露。他在《我的日本观》中曾说："照我的研究结果来判断，日本所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并不是那一个日本人独创出来的，……全部责任是在日本建国的主义上，在日本统治者阶级思想上，在日本政治社会的组织上。"概言之，侵华是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政策"。他在《青年之路》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日本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侵略者"在南方，又以全力扶植起岑春煊和唐继尧来，压迫（孙）总理统率下面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在中部扶植张勋的势力，造成督军团的基础。在北京扶植段祺瑞的势力，令他取袁自代，统率北方，勿给南方的革命势力在中央发展的机会。而同时更以全力扶植张作霖，以扩大张作霖之势力者，在中国北部树立日本不可拔之基础。由他这一种分头帮助中国内乱的政策，中国的分崩离析，一天利害过一天"。1927年，戴季陶开始撰写《日本论》，对日本民族、国体、社会、政党、人物有更为详尽的剖析。综合这些清醒的认识，戴季陶在这一年预测中日将来必有一战是完全可能的。

戴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