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的美国：赢了每一场战斗 却输了战争

越南战争落下帷幕已经四十年了，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从未结束——当1975年4月30日最后一个美军士兵在西贡的使馆楼顶乘坐直升飞机离开之后，它仍然一遍遍地被人谈论，它在世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心目中变成了某种象征和隐喻，其阴影仍不时浮现。它宣告了二战之后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自此，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战争带来的问题，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战争变成了一个全社会参与的政治议题。

如何结束一场战争

这场“从未结束的战争”，对美国而言，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各种“边界”的模糊性：战场上平民与游击战士难以区分；战争的前线和后方互相渗透；没有明确的宣战，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期间很少有决定性的战斗，而只是不断升级，到最后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将它称为“战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误导人的，当时在越南的数十万美军士兵中有大部分从未投入战斗（据估计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很少有5%以上的美军士兵实际参战），倒不如说它是由无数“打了就跑”的遭遇战组成的一个政治行动。曾有评论说，越战中“美国军队并没有打一场十年之久的战争以保卫南越；然而，它却接连打了十次一年长的战争”。

事实证明，这种模糊性极大地影响了越战的成败。作战一方的越共游击队有着极其明确的目标，即驱逐美国人、击败南越并统一全国；但对美方而言却不那么明确。John K. Galbraith在回忆录《我们时代的生活》中说，在越战之前，“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一场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就对那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或打赢战争的可能性提出质疑。”作家Norman Mailer的著名问题道出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声：“我们为什么到越南？”——这个问题迄今仍不时回荡在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的上空。

美国当然也有自身的战略考虑，但由于它是分阶段一点点陷入越战泥潭的，因此它的目标不时在变化。它最初是根据“多米诺骨牌理论”，从全球战略出发，试图阻止意识形态对手的扩张，同时“对一个垂危的政府用人工呼吸来抢救”，但在1965年3月，助理国防部长John McNorton就已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指出美国在南越的目标是：“70%——避免一个使美国大丢脸面的失败（对我们和作为保护者的名声来讲）；20%——不让南越（及其邻国）落入中国之手；10%——允许南越人民享受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止美国人苦于自问“我们为什么去越南”，连南越人也困惑“你们为什么在这儿”。1961年，乔治•艾布伦中校与其越南联络官阮文茂上校聊天，阮问起美国人为何待在越南，艾布伦答，美国人想帮助越南人打败共产主义，并向越南人展示民主如何带来经济繁荣。阮听后顿了下说：“是，我理解你所说的，但是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待在这里？”艾布伦重申：“我们来这里帮你们。”阮打断他说：“不，说实话，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阮的问话代表了一种当地人的视角，他们能理解一种追求帝国利益的话语，但无法理解一种声称是利他的心理，那看起来总像是伪善。

二战后曾任英国财政大臣的Hugh Dalton说过：“如果你身处一个不想要你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你又搞不到兵力或可能的意愿去除掉那些不想要你的人，那么，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从那里撤出来。”越战时美国的主流民意（至今如此）是：除非赢得胜利，不然就快撤。但越南之所以被称作“泥潭”，就是因为美国人虽然早就想脱身，但总是无法脱身，相反还越陷越深。开始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知道如何结束它，那政治家是要倒霉的。

位于华盛顿的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

问题在于，美国不可能为越南倾尽所有——为了拯救一个远方的小伙伴而引发了国内国际的抗议，这值得吗？越战极大地恶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为欧洲的反美主义添了一把火。1966年，激进者在达豪集中营的墙上涂上这样的口号：“越南就是美国的奥斯维辛。”美国国内的抗议到后来沸反盈天，令政治家们疲于应付，英国记者Robert Elegant称，“在现代历史上，战争的结果第一次不是由战场决定，而是由印刷的报纸尤其是电视屏幕决定。”这本身意味着一个现代战争的新模式：战争真正成了政治的延续，它最终往往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而其决胜的关键也在于如何争取各方面民意的支持。

这样，越到后来，美国政治决策者的焦虑就越集中于如何结束（尤其是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只不过初期的办法是想通过轰炸北越、增兵或实施战略村庄，后期的办法则想使战争“越南化”，即通过培训越南作战人员来分担战斗任务——但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说的，这仅仅意味着“改变尸体的颜色”。当美军将领们提出通过增兵来解决问题时，约翰逊总统问了一个让他们语塞的问题：“我们派遣增援部队，敌人也会派遣，如果这样，战争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也就是说，当时想到的结束战争的办法都是军事层面的，这是对这场战争性质的错误理解。

越战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只交给军官们。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William Colby说：“我认为，美国人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一错误将自始至终伴随我们在越南的岁月。这错误就是，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战争发生，这战争只是士兵的事情。”但这也不能全怪军人。实际上美国媒体起初一直都是支持以军事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的，1969年后才开始反战。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美国的越南政策有了显著变化，而这些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收缩战争的同时寻求政治解决。最后越战的真正终结，也并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谈判桌上以及毛泽东的书房里决定的。

尼克松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