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桃杀三士”看士与君的关系

春秋晚期以降的思想家们逐渐都意识到了君主对国家正常运转的极端重要性--不是作为其个人本身的君主，而是作为国家体制构造中心的君主。尤锐在《展望永恒帝国》中明确指出："早在春秋晚期，国家强盛与否和君主权威之间就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到了公元前5世纪，这种相关性对于很多政治观察者而言，都已经非常清晰了。北方两大强权晋国和齐国的衰落，都跟其国君被桀骜不驯的贵族边缘化有关。这种情况强烈警示着持续分散君权的风险。"这意味着为避免系统性失败，必须加强君主权威。

为了理解齐国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二桃杀三士"这个著名的故事：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记载，齐景公时有三士侍齐王，居功自傲，晏子故意宣称国君赐勇士两枚桃子，只有功高者能得；田开疆和公孙接各报其功后摘桃，古冶子气愤不平，认为自己功劳更大，前两人让出桃子后，羞愧自杀，古冶子见状也因自己羞辱两人，继之自尽。晏子仅用两枚桃子，就去掉了三个威胁。

这个故事一直被后世视为权谋，或赞叹晏子之智，或惋惜三士受谗言，但晏子作为一代贤相，为何要设下这样的毒计呢？这只能回到齐国的历史情形和政治结构中才能得到理解。晏子的一生（约前580-前520年），正是齐国君权衰落、政局动荡的时期，在齐景公十六年（前532年）有四族（栾、高、陈、鲍）之乱。景公有意重造齐桓公的霸业，但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却是缺乏权威。国内独立性甚强的封建领主自行其是本身就会造成政局动荡，这在春秋中期事例极多，如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前682年），仅因宋闵公辱骂他曾为俘虏，就起兵杀害国君，引起宋国大乱。景公二十年（前528年）晏子二桃杀三士之举，从表面上看是除去威胁，从深层来看，却意味着试图锻造一种新的绝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