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怎么拍二战：德国反思 意大利卖萌 日本你懂的

1939年，葛丽泰·嘉宝演了部电影叫做《尼诺契卡》，导演刘别谦，主角是一位来自苏联的女特使。她是一个冷冰冰、干巴巴的女人，坚信腐朽的资产阶级必将灭亡，但热情似火的法国男人和湿乎乎的含情脉脉，渐渐把她的冰冷干巴给融化了。被召回苏联后，她已经无法适应窘迫、压抑的社会主义生活，历经波折，她重新回到了资产阶级湿漉漉的怀抱。这部电影是嘉宝演绎事业的巅峰，获得了4项奥斯卡提名。

而在此之前的1936年，前苏联有部电影叫《马戏团》，情节与《尼诺契卡》如出一辙。讲述了一个美国舞蹈演员生了个黑皮肤小孩，在美国饱受种族主义的蹂躏。后来她到苏联演出，被苏联的自由美好、积极向上给彻底俘虏啦。她爱上了一个俄罗斯小伙儿，历经波折，投入了社会主义干巴巴的怀抱。这部电影深受斯大林喜爱，当年也算家喻户晓。

从苏联奔向美国的《尼诺契卡》（左）与从美国奔向苏联的《马戏团》（右）

正当两个“超级大国”像小孩子一样往对方袖口抹鼻涕时，德苏忽然开战，美苏立马变成了盟友。在罗斯福的受益下，好莱坞接连拍摄了六部展现苏联人民对抗纳粹的、可歌可泣的电影（比如《莫斯科任务》《反攻浴血战》），斯大林的银幕形象，瞬间从冷血混蛋，变成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英雄。

转眼间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那几位给苏联点赞的美国导演；或者给美国泼脏水的苏联导演，要么被扣上“从事反美宣传”的帽子被调查；要么直接被斯大林将军“清洗”了。好在他们在影史上都小有名气，所有遭遇都被记录下来。他们分别是后来拍摄了《卡萨布兰卡》的迈克尔·柯蒂斯，拍摄过《西线无战事》的刘易斯·迈尔斯通，以及拍过《战舰波江金号》的阿莱克桑德夫。刘别谦死得早，不然肯定也跑不了。

这些事发生的背景，正是好莱坞从高潮到低谷、又重回黄金时代的几年，电影史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1930年代末，好莱坞大制片厂作结构调整，引入了由投资人、职业经理人构成的现代管理模式。华尔街之狼来了，寡头们垄断了好莱坞，其的结果是电影走出萧条阴影，代价是电影正式成为精妙计算的商品。而一旦电影被经济束缚，就早晚会被政治束缚，因为它已经成了截取最大公约数的艺术——所有涉及大多数人的事情，就是政治本身。

将以上段子结合其时代背景来看，可知：

1、个人在时代面前是渺小的，但再渺小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即便不主动依附，也会被裹挟其中。

2、电影是渺小的，但也是政治的。即便不被裹挟，也会主动依附。

3、二次大战对世界影响深远，对电影的影响同样不可估量。很多我们以为跟政治不沾边的电影，都是政治的反映，或者二战的反映。

盘点一下二战之后的反思电影，很有必要。其实所谓“盘点二战战败国家的反思电影”，反思是全人类的事儿，电影并不是非承担这个责任不可。但毫无疑问，三个曾经的轴心国在战败后，对二战的描述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他们的电影可一窥端倪。

德国：理智与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前，以表现主义为代表的德国电影，其工业规模足以与好莱坞分庭抗礼的。二战后德国百业待兴，德国电影也从“零点”起步，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而如何看待那段刚刚过去的黑历史；如何表现当前社会同历史的关系等，成为摆在众人面前的第一个尴尬问题。此时的德国电影人，尚仰仗政府的奖励与资助，许多导演不愿（或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所以这一时期的德国电影很少触及“第三帝国”题材，即便有，大多也把重心落在“战争好残酷啊，怕怕！”的泛人道主义抒情上。也有些鸡贼些的导演，则采取各种间接方式，如背景、回忆、梦境、画外音等，多少触及一下这个主题。

但正如大家对他们的一贯理解，理性、思辨、自省的德国人，很快就从这种刻意回避或者自怨自艾中解放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正是几十年间德国人对战争的不断反省，才给人们留下了理性思辨的印象。

五十年代后，德国经济与国力飞速增长，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右翼保守势力被削弱，舆论环境变得松动。1951年9月，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公开向纳粹政权的受害者道歉，并呼吁“有责任作道德和物质上的补偿”，拉开了德国“忏悔文化”的序幕；又过20年，著名的“华沙之跪”，更是把忏悔文化推到了顶点。

《最后的桥》展现了德国士兵徒劳的抵抗

这二十年里，德国关于历史检讨、纳粹批判的文史哲作品不计其数，电影人也没闲着，越来越多的导演把镜头对准“第三帝国”。博哈特·维奇的《最后的桥》《最长的一天》；沃尔夫冈·施多德的《集市》《先生们的旅行》等，皆拍摄于这一时期。前者描绘了在二战末期德国士兵毫无意义的抵抗；后者展现了战争对孤独个体的破坏性影响。

《铁皮鼓》深刻揭示了曾被纳粹统治的德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