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人口闯关：被甘薯、土豆、玉米拯救的清王朝

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社会，农业决定着古代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深刻而无形地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命运。人口和土地是农业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当二者的比例出现失调时，王朝的统治就会出现危机。人地比例失调，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催命符。

王朝的人口极值往往出现在鼎盛之后、灭亡之前，且更加靠近灭亡。西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出现在王朝末期的平帝时代，而不是鼎盛的武帝时代；东汉也是在黄巾起义前夕的桓帝时，而不是中兴的年代；唐朝人口最多的是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北宋是靖康之变前的徽宗时代；明朝则努尔哈赤在辽东起事时的万历年间。

汉代与清代的农耕图，千百年来，农业生产方式并无太大变化

早在战国末年，韩非子就指出这个支配中华文明命运的死结：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与乱。

清代前期人口增长前所未有的迅速。顺治康熙时代出生的海量新一代农民，以奇快的速度填充了因战争而空旷的土地。这使得清帝国的鼎盛很快到来。到康熙后期，中国人最为期待的盛世就已开始。而人地比例失调问题，也在此时显露端倪。开创"康乾盛世"的康雍乾三位皇帝，如何解决这一千百年来困扰着统治者的问题呢？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超长的帝王生涯，让勤奋的康熙帝得以长时间思考社会问题。康熙后期，玄烨通过多年累积，终于明确认识到人地比例失调这一问题的存在。

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玄烨指出：南方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歉岁，艰食可虞。

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正月，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玄烨又说：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虞民食不充。在这句话里，空间上已经没有了"南方"的限定，"偶遇歉岁"也变成了"纵当大获之岁"，玄烨已经察觉到人地矛盾问题的普遍性。

当年底，康熙帝的思路进一步清晰：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

公元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十月，玄烨总结了这些年来的观察：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

能够认识到人地失调问题"理有必然"，可以看出康熙帝的思维连贯且富于逻辑。那么，他能为"人地矛盾"这个已经索去无数王朝性命的死结，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他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农业人头税固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数字上不变，以后出生的男丁不再加派人头税。算是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刻，减轻后来人的一些负担。

除此之外，康熙帝还对各级政府清查民间田亩面积之类的事情反应平淡。清查田产是让政府得到征收土地税的依据，以便向耕地摊派税收。康熙帝没有组织过全国性的清查，也没有要求地方官去做这件事，有些想做的官员还被他阻止。他知道民间存在大规模垦荒却没有登记纳税的行为。但他认为：天下隐匿田地亦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康熙帝睁只眼闭只眼地任由农民自谋生路，这是仁慈，也是无奈。

这些还远远不够，但总比不做要好。玄烨日渐老去，更好的解决方案还得期待后继者。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康熙帝还多次叮嘱大家说：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

雍正："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

继位的雍正帝，拥有自以为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其决心与态度也显然比康熙帝要积极得多。

他的点子是什么呢？开荒！

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四月，继位不到半年的胤禛便提出了他的人地矛盾解决方案：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生？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

整段话前面的部分都是他父皇的口气，胤禛并没有新的思考与探索。但康熙帝从来没有把大规模开荒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完全是胤禛的独创。然而开荒如同啃鸡肉，容易咬下来的大块肥肉早就在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被开发殆尽，到雍正朝，大规模的开荒已经没有实施的空间与条件--这招早过时了。

但雍正帝并不承认，依然将新开垦土地的数量作为考核官员的硬性指标，在雍正朝一贯的严苛政风下，强行在各地贯彻执行。压力山大的官员们只好驱赶百姓四处搜刮土地，外加编造数字蒙混过关。

河南巡抚田文镜上报的垦荒数字中，大多数要么不过是黄河在旱季露出的几亩沙质河床，要么就是石头山上的几块碎土，甚至连老百姓祖坟边上的那点"耕地"也被算了进来。而广西上报的垦荒数万亩，干脆就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方官瞎编的。广东说开了二十万亩，其实连半亩都没有。安徽望江等几个县更聪明，荒还没垦，就先把"新田"的税收摊派下去了，搞出了个"有赋无田"的妖孽局面。

雍正朝的十三年里，胤禛解决了清王朝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在人地矛盾这件生死攸关的事务上，雍正帝可谓毫无建树，把问题原封不动地留给了他的继承人乾隆帝。

乾隆帝：各地官员各显神通

综合相关研究，乾隆初年的人口数量已超过一亿，即将接近明王朝时的中国人口极值。弘历继位之初，北京、江西、湖南等地稳定了好些年的粮食价格，突然大幅度上涨。从康熙中叶开始的"盛世"已经接近中国历代盛世的最高年限，人地矛盾的激化似乎即将开始，乾隆帝本来极有可能是个亡国之君。

登基伊始，乾隆帝果断中止了雍正朝打鸡血式的催垦策。此后他将发现新的人地矛盾解决方案的希望，寄予基层地方政府官员。他大幅度扩大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将"农事考课"强行列入决定官员前途的考核。

自古以来，中国县太爷们的日常就两样：刑名和钱谷。具体农业上的事，老百姓自己会去搞，政府一般不管。但从乾隆皇帝开始，这些事儿他们不光得管，而且按照皇帝的要求，还要管得很仔细、很认真才行。

既然开垦这招被皇帝封印，要在农业上做出点成绩，就只能更好地发挥既有耕地的产能。清史专家高王凌先生指出：十八世纪清代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发展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和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

乾隆帝没有规定"以粮为纲"，而是给各地官员们留下各显神通的机会。他们要做的是在稻麦之外，引进或推广一种适合本地种植谋利的作物。各地县官大多出身民间，田间地头的事情，他们还是懂的，真要他们管理农事，也不至于胡乱瞎指挥。

科举考试中，东部省份优势很大，考中的人更多，加上官员任职回避本土本乡的原则，所以很多东部精英们带着家乡的先进农业技术，被派往全国大展拳脚。

比如乾隆初年，山东籍官员将柞蚕带到贵州山区。几年下来，遵义出产的柞蚕丝绸，竟能跟传统老字号吴丝蜀锦在全国市场上一争高下。江浙籍的官员带着家乡的棉花大力向内地推广，使得棉布终于在乾隆年间取代丝麻，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料。此外，官员们也在各地奋力寻找各种有利可图的作物推广种植。比如茶叶、蔬菜水果、甘蔗、油菜甚至花卉等等。

几年下来，乾隆帝收到的各地奏折中，说这种作物"一亩可收稻田数亩之利"，那种作物"获利过稻麦三倍"，这个什么"不过一月之劳，工省而获利甚速"，那个什么"利厚而种植易"之类的表述层出不穷。

官员们个个都会背《论语》里那句"子罕言利"，但是"利"这个字还是被他们在奏折里反复提及，而且往往被用来与稻谷的获利相比较。这说明乾隆初期的农政追求是实际效率，希望达到一种"地尽其利"的理想状态，以此来应对空前的人口压力。

乾隆朝，中国有了正规的人口统计。公元1741年，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统计的数字为1.4341亿，当时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约为1.29%，即每年大约要多出258万人。到公元1795年，乾隆六十年时增长到2.9696亿，远超此前历史上任何时代，清王朝完成了人口闯关。

然而，乾隆朝的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与人口增长同步的翻倍增长。低水平循环是古典式农业经济的特征，根本性改变这个特征的唯一方法就是新生产力的投入，触发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是一种质变。在清朝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发生这种质变的可能性。不论是雍正帝的催逼垦荒，还是乾隆帝孜孜以求的"地尽其利"，都是一种量变，力求让传统农业在尽可能高的段位上继续维持低水平循环。这种人地矛盾的调和方案，历朝的末代君王们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为何都没有成功？而乾隆帝不仅躲过一劫，还闯关成功，把中国的人口数量带进了一个新的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