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不是因为美国原子弹 而是苏联对日宣战

“雷达赢得了战争，而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这是西方科学界对于科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角色的一句简要概括。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与日本投降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刘怡先生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8月1日发表的《“一亿玉碎”：日本法西斯的自杀式“本土决战”》（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9353）一文之结束语中亦提到那两颗原子弹的残酷性和威慑性大大缩短了战争，避免了无谓的“玉碎”。

那么，是不是美国着意使用原子弹这一杀手锏给困兽犹斗中的日本致命一击，且两颗原子弹的投放最终导致日本投降这种说法可以盖棺定论了呢？如果仔细探究历史的细节，我们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迈克尔·哥顿（Michael Gordin）在其著作《八月的五天：二战如何演变成了核战争》（Five Days in August: How World War II Became a Nuclear War, 2007）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美籍日裔学者长谷川毅在其专著《与敌决逐：斯大林、杜鲁门与日本投降》（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2006）中分别从科学史和冷战史的角度对向日本使用原子弹和日本投降的问题作出了新的解读。

他们认为，美国使用原子弹后日本的迅速投降并不是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科学界、军界以及政治决策者们所能准确预料的结果；从日本的角度讲，原子弹的打击也不是促使其做出迅速投降决策的主要因素。

左：哥顿《八月的五天：二战如何演变成了核战争》。右：长谷川《与敌决逐：斯大林、杜鲁门与日本投降》

原子弹与常规炸弹是“量”而非“质”的区别

通过对美国军方、政府以及科研档案的分析研究，哥顿认为在原子弹研发、投放决策过程中以及投放两颗原子弹后的几天当中，美国军方、政府和原子的研发团队对原子弹的实际效用并没有清晰、一致、准确的认识。

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引爆钚弹，也就是后来投放在长崎的那类原子弹，专家们对试爆的钚弹效果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它的即时破坏性，比如当时的观测记录强调在爆炸区域内60英尺高的铁塔在瞬间灰飞烟灭，而对核爆后的放射性破坏却估计不足。

而铀弹，即后来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却根本没有来得及经过试验，对于此类核弹的认识仅限于理论层面，也就是说，就原子弹单颗爆炸的瞬间破坏力而言，原子弹与常规炸弹相比，它们的效用是“量”而非“质”的区别。

投放到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

从原子弹研发成功到在广岛和长崎的投放直至日本投降的数日内，使用原子弹的长期社会、政治和道德后果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以考虑周全的，当时美国的军方、政府和科学家们因此无法确定对日使用原子弹后是否可以有效迫使日本投降。

这里我们可以将1945年3月9日的东京大轰炸与8月6日和9日的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作一比较：1945年3月9日夜至10日凌晨，美军出动B-29轰炸机群用凝固汽油弹对东京进行地毯式轰炸，造成约88,000～97,000人死亡，41,000～125,000人受伤，以及一百多万人无家可归，其死伤者中大多数是平民。这次东京大轰炸是人类历史上造成伤亡最多的单次非核军事行动。

相比之下，广岛原子弹造成约70,000人瞬时死亡，截止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年底约14万人死于烧伤和辐射，到1950年年底约有20万人死亡；长崎原子弹的后果略小，总共造成约39,000～80,000人死亡。

可见，从实战角度讲，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袭击可被视作东京大轰炸式常规袭击的一种延续，原子弹袭击后短期的伤亡并没有大大超出常规袭击。那么如果造成巨大伤亡的春季东京轰炸激起的是日军决策者们全民“玉碎”抗美的决心，恐怕伤亡人数相当和略少的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袭击难以仅在8月9日到14日五天之内就让日本做出投降的决定。

换句话说，美国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幕僚们从逻辑上难以推断原子弹可以迫使日本迅速投降。而8月15日日本的突然投降甚至使美国高层感到措手不及和出乎意料，因为美国政府和军方预料美日对抗至少还会延续数月之久。在长崎遭到钚弹“胖子”毁灭性攻击后的数日仍有1000多架次美军轰炸机继续对日本本土目标进行密集的常规燃烧弹轰炸。

同时，为了应对日军中顽固分子会不顾日本高层的停战决定而负隅顽抗，原子弹的制造任务在投下两颗原子弹后也并没有停歇，美国军方甚至认为有必要尽快造出第三颗，甚至更多的原子弹对日本进行进一步核打击。事实上曼哈顿计划一直到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尘埃落定后才下马。

投放到长崎的原子弹“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