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吃饭、教育：沦陷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去北京！去北京！"就像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疯狂地叫喊着"去满洲！去满洲！"一样，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掀起了前往北京的高潮。到1939年3月末，北京的日本警察署登记的申请来京日本人是一万二千余户、三万余人。比事变前骤增七倍半，比前一个月增加一千一百余人，以每天五十八人的速度增加着。再加上没有申报的，实际寓京日本人要超过四万。3月底，媒体估计年内在京日本人能达到七万。这是《北支》杂志1939年6月"信鸽"栏目提供的数据。而到了1941年，寓京日本人已达十万之众。

《北支》是一份摄影杂志，创刊于1939年6月，终刊于1943年8月。主编加藤新吉（1896-1954）生于福冈县三奈木村（今朝仓市），是众议院议员加藤新次郎的长子，1920年6月从明治大学毕业后，进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因成绩卓著，加藤在1929年被社长派往赴欧美留学。留学期间，加藤走访了苏联、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重要国家，在学习了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思想、教育、宗教等，他对日本和中国有了新的认知。结束留学后，安藤返回满铁。1939年离开满铁，入职华北交通株式会社，随即开始编纂《北支》。加藤被称为"读书家"，北京的家中藏书丰富，是文化人的沙龙，日本发起民艺运动的思想家、宗教哲学家柳宗悦（1889-1961）和日本民俗学家折扣信夫（1887-1953）在日本侵华期间来到北京，就住在加藤的家中。加藤周围聚拢了众多中日知识人，《北支》上不少摄影作品出自他本人，他还在该杂志上连载了《可园杂记》等系列随笔。往前追溯，作为满铁弘报的负责人，他对《满洲画报》（『満洲グラフ』）（1933-1944）的刊行同样有重要作用。在更早的1920年代，他就拍摄过云冈石窟、居庸关等地，这些都成为后世中国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可以说，研究近代日本的文化殖民史，加藤新吉不应该被忽略。

住房问题
加藤新吉在他的《可园杂记三》中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人在北京的居住区域在东城的一小块，即以东单牌楼为中心的一小块区域，那时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有八百人，而在此之前，日本人在北京最多的时候有三千人。到了1939年，北京市内到处可以见到日本人的身影。
突然涌入的日本人首先面临的是住房问题。华北各地的住宅原本就紧张，中国的住房结构也让日本人无法适应。当时的日本媒体抱怨，不断上涨的中国人的房租让日本人难以承受，还说不少中国人租房时耍心机想大捞一笔。在日本人掌权的占领区，很难想象中国人还敢跟他们讨价还价，甚至大捞一笔！无论如何，日本官方迅速设立了经济警察制，展开对"乱"涨房租的中国人的调查，并科以严罚，同时设立了日本人土地建筑公司。此外，日方决定延缓其他对华输出物资，首先解决建筑物资。
在通过种种手段获得房子之后，日本人就开始对它进行改造。把中国住宅改成六叠或三叠的日式住宅，所花费用高达惊人的五六十圆（可以买近200斤猪肉）。在墙壁上开窗户，装上障子，即用木框糊纸的拉窗，把中国人喜欢的朱门涂成日本人喜欢的颜色。

本来是中国人的公寓，随着日本人的涌入，这所公寓也出现了日本人的门牌，所配文字显示日本人以每天三十人的速度涌入北京，与前文官方统计稍有差别。

饮水是大问题。本来那时北京下水道的水质还是不错的，不过井水里的石灰粉很多，还会掺杂有肥皂水，所以井水可以洗澡，但无法饮用。日本人通常买水喝。胡同里卖的水是二十钱一桶。

用井水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