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贵族青年如何变成抵抗纳粹的军人

施陶芬贝格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一大批189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既不满技术中心主义和物欲至上对社会造成的腐蚀，又看不惯魏玛共和国所代表的市民社会和代议制政体软弱涣散的现实，纷纷起来倡导"青年自己教育自己"、"青年自己实现自己"。

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

1921年，100多个大小青年团体自发组建了"全德青年团体联合会"（RDJ）；到纳粹上台之前，全国1/3以上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各种社团，总人数超过500万人。他们读尼采的哲学、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登山、野营、演出民族音乐和戏剧，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强烈的道德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以及青年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希望以此改变令人沮丧的现实。冯•席腊赫领导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最初也是青年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希姆莱则加入过非政治性的社团"自由青年联盟"。在国家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的那个阶段，青年运动成了重要的开路先锋。

1933年纳粹上台后，希特勒下令将青年运动纳入到"民族青年运动"的轨道中，解散原有的青年团体，仅保留由国家控制的"希特勒青年团"。这套警察主义的逻辑当然令广大青年--尤其是那些出身富裕阶层、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年轻人--难以接受。"希特勒青年团"禁止自己的成员在露营活动时使用著名的Kohte帐篷，禁止穿苏格兰式衬衫，禁止高唱过去青年团体的歌曲（特别是那些带有东欧色彩的民谣），更禁止自行出版任何刊物。不过，一种广泛的社会性力量是很难用法令和暴力阻挡的，秘密的青年团体依然在地下活跃着。

"青年运动"的魔力也渗透到了传统上一直和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的容克贵族中间。在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贵族阶层是帝制和军国主义的亲近者，他们高傲保守，自成一个小团体，竭力阻挡市民化和社会主义的浪潮。不过当纳粹的褐色浪潮掀起之后，清廉、尚武、反对革命的新老贵族却成了传统道德和国家观念最忠实的捍卫者。士瓦本一个有着近700年历史的宫廷容克施陶芬贝格家族就为"青年运动"贡献了两位优秀的成员--律师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伯爵（Berthold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及其二弟、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处改编组组长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少校（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施陶芬贝格在1926

施陶芬贝格兄弟的父亲阿尔弗雷德乃是末代符腾堡国王威廉二世的宫廷事务大臣，笃信天主教；母亲冯•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女伯爵则来自普鲁士的新教贵族家庭，是大名鼎鼎的格奈森瑙元帅的外孙女。因此从辈分上说，施陶芬贝格兄弟乃是那位创建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的伟大人物的曾外孙。格奈森瑙不止一次声称："为了军队和祖国，国王也必须退居其次。"这一点给这个并无多少军事传统的南德家族带来了重大影响。

1907年出生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自幼体弱多病，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思维缜密的好学生。他的孪生兄弟康拉德在出世后仅一天就不幸夭折，这对克劳斯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他还在斯图加特的埃伯哈德-路德维希人文高中（德国的传统高中，学生必修拉丁文和希腊文）读书时，已经前往图宾格大学修读法律的贝特霍尔德介绍他参加了青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德意志新探路者同盟"（BDN），这激发了克劳斯对充满挑战和纪律性的军旅生活的向往。1926年高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像两个哥哥一样进大学研究深奥的历史学或者法学，而是回到家乡班贝格（Bamberg），在当地的第17骑兵团（巴伐利亚邦）当了一名后备下士。班贝格号称"德国的罗马"，当地的大教堂北墙正门外矗立着著名的末日审判和先知群像，是南德青年运动的重要中心。参军后一年，贝特霍尔德的一位密友阿尔布雷希特•冯•布鲁门塔尔（他也是朋霍费尔牧师的知交，其堂弟汉斯-尤尔根则参加了奥斯特的密谋集团）把这兄弟俩介绍进了诗人格奥尔格的圈子，年轻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因此结识了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

"青年运动"的精神领袖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一辈子都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个高鼻深目、相貌狰狞的人物早年曾在巴黎、慕尼黑、柏林和海德堡四个城市间流浪，1902年在慕尼黑创办了文学刊物《艺术之页》，并和当地一名14岁的中学生马克西米利安•克隆贝格尔（Maximilian Kronberger）坠入爱河。当克隆贝格尔在两年后突然夭折时，格奥尔格突然觉得自己获得了生命的"原初体验"（Urerlebnis），自此进入创作生涯的巅峰期。一战结束之前，他写出了杰作《战争》，热烈地歌颂敌基督的异教、"超人"哲学和英雄史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象在1905年革命前夜的俄国象征派文学作品中也屡屡出现）。

斯特凡•格奥尔格和施陶芬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