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如何通过考古“构建”伊拉克？

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伊拉克的时代，他曾经拥有过不同的称号。有的强调其领导力和世俗权力，如"革命委员会主席"；有的强调他与人民的紧密关系，如"伊拉克人民的伯伯"；还有的却不乏历史和宗教背景，如"受膏者"、"先知直系后代"等。不难理解，作为伊拉克这样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的领导人，面对着从属不同民族和宗教派系的人民，用历史关联去提升自己的亲和力和合法性，无疑是明智之举。

说伊拉克古老，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土地下埋葬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从苏美尔、阿卡德到后来的亚述、巴比伦，延续达三千年之久；说伊拉克年轻，则是因为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至今不过百年。而且，其民族国家的性质也并不稳固。当今伊拉克，国内民族、教派林立：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基督徒；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离心元素繁多。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势，将对国家意识和凝聚力的渴望诉诸于历史的努力一方面显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复杂而微妙的挑战：是完全接受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还是强调伊斯兰教的主体性？抑或跨越到伊斯兰化之前，一直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楔形文字文明？而那又是谁的历史？会对谁产生感召力？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导人治下，伊拉克官方也从各异的角度诠释并利用着不同阶段的历史。面对民众，面对曾经的殖民者，萨达姆与很多其他中东地区的领导人一样，对业已消失的远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萨达姆与汉穆拉比；背景：汉穆拉比法典石碑及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在巴比伦修建的伊施塔门（Ishtar Gate）图片来自Bahrani, 1998封面

今天我们就将简单探讨考古、历史与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关系以及西方国家在伊拉克考古当中扮演的角色。这当中最为有趣的，莫过于萨达姆执政时期对古代巴比伦帝国及其遗迹的重建和利用，乃至模仿古代君王，镌刻楔形文字铭文（见下）。不过，要了解这段精彩纷呈的当代历史事件，我们不得不先从始于三千七百年前的巴比伦帝国说起。

古国巴比伦

空中花园似乎是巴比伦留给后世最为著名的一个背影。而在古代两河流域诸多城市当中，巴比伦在一开始并不算显眼。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帝国（Ur III Empire）末期（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有些操西闪米特语的游牧民亚摩利人（Amorites）移民逐渐在乌尔第三帝国当中取得了较为显赫的地位。之后两河流域陷入割据，亚摩利王纷纷兴起，历史进入了所谓伊新-拉尔萨时期（Isin-Larsa）。同属亚摩利血统的巴比伦王朝经过几代的积累，最终于约公元前十八世纪早期在汉穆拉比的率领下统一苏美尔阿卡德，并颁布了历史上最早的完整法典，《汉穆拉比法典》。黑色的石碑最早被竖立在西帕尔城（Sippar）,因该城的主神，即太阳神沙马什（Shamash），亦是主管审判和正义的神祇。巴比伦王朝最初兴盛的时期被称为古巴比伦（Old Babylonian）时期。在这个时期，两河流域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进一步发展，阿卡德语逐渐取代苏美尔语成为了生活中的主要书面语言。阿卡德语版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可能也编纂于这个时期。与此同时，马尔杜克（Marduk）也逐渐成为两河流域重要的主神。《汉穆拉比法典》的前言中就记载了马尔杜克协助汉穆拉比统一四境，建立统治，并维持社会正义。然而，在来自其东部、语言系属不明的凯西特人（Kassites）的不断侵扰和冲击下，亚摩利人的巴比伦王朝走向衰落，最终于公元前1595年为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国王穆尔西里一世（Mursili I）所灭。

随后，凯西特人利用权力真空在巴比伦建立了两河流域南部统治时间最久的王朝。这一时期，巴比伦的概念逐渐从城邦变成了广域国家（所谓巴比伦尼亚：Babylonia）。虽然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萧条，城市人口比率降低，但凯西特人的统治带来了数百年的稳定。凯西特国王尽管在名字、语言上一直保持独特性，然而与之前的亚摩利统治者一样，他们对两河地区的本土文化大为推崇。其间，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开始定型，而成为后来阿卡德语标准文学方言的标准巴比伦语也慢慢形成。国王赏赐土地给王公大臣是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现象，而记录赏赐细节的界碑被称为Kudurru，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来源。公元前12世纪中期，凯西特巴比伦被伊朗的埃兰王国 （Elam）所灭。之后，巴比伦地区诞生了一个本土王朝，即第二伊新王朝（Second Dynasty of Isin），其最著名的国王便是洗劫了埃兰的尼布甲尼撒一世。在这个王朝的治下，巴比伦与新近兴起的亚述帝国争锋，却胜少负多。最终，从公元前第一千纪早期开始，巴比伦被置于亚述帝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达三百余年，直至公元前七世纪末期巴比伦与伊朗的印欧人米底人（Medes）一起灭了亚述帝国，建立了两河流域历史上最后一个本土帝国，新巴比伦（Neo-Babylonian）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他几百年前的同名者一样，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不但修建了宏伟的伊施塔门（Ishtar Gate），还摧毁耶路撒冷犹太圣殿，灭犹大王国，将其贵族分两次掳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新巴比伦时期，同为西闪米特人的阿拉米人和迦勒底人对巴比伦本土的影响越来越大，阿拉米语的使用也愈发广泛。新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任国王，拿波尼度（Nabonidus）不顾祭司阶层的反对，力贬主神马尔杜克及其子拿布（Nabu），同时强尊月神新（Sin），因而大失人心。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攻入巴比伦，当地人夹队迎接其入城。至此，绵延约一千三百年的巴比伦独立政权最终彻底覆灭，直到现代，两河文明整体也再无独立政权。从这个角度看，新巴比伦王朝的衰败也是两河文明整体消亡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列强与近东考古

从中世纪到近代，来自西方的旅行家都或多或少地提及过两河流域的遗址。巴比伦和亚述故地之所以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首先还是因为圣经的影响。从《旧约》中的伊甸园、巴别塔（Tower of Babel，一般认为Babel与巴比伦有关，原型可能取自古代两河流域的神庙）、《但以理书》到新约《启示录》中的"巴比伦的娼妓"，两河地区的残垣断壁与土丘虽不似金字塔一般引人注目，但也足够能引起探险家的遐想。在圣经和古代希腊作家的影响之下，欧洲的基督徒对于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看法带有天然的贬低和异化。十六世纪的德国旅行家劳沃尔夫（L. Rauwolf）面对着巴比伦的遗迹曾经写道："这地方残破得连牧羊人都无地支起自己的帐篷了……对于那些不虔诚而自负的暴君而言，这真是个可怖的先例。"在他眼中，曾经辉煌的巴比伦落到今日这步田地，恰恰是因其统治者暴虐和对神的不敬。巴比伦受到的惩罚则是神（此处指耶和华）之意志的体现。

在圣经批判研究兴起之前，西方人对于圣经内容的历史真实性总体持肯定态度。因此，近现代两河流域初期考古活动，最初仍然围绕圣经当中提到的遗址进行。在当时尚未颁布文物保护法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不论在特洛伊还是两河地区，考古活动大多由欧洲列强主持，挖到的文物自然也大多运到了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博物馆。不过，在当时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宗教热忱并非近东考古的唯一动力。在国家层面上，英、法、德包括后来的美国都对地理位置关键的中东地区很感兴趣。总之，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战前后，近东地区的考古活动往往与殖民活动、政治控制、刺探军事情报等目的息息相关。

以德国为例，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一战前，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并在奥斯曼帝国推行所谓"文化政治"（Kulturpolitik）战略：帮助对方训练现代化军队，并修建铁路以扩大政治影响；同时，在德意志东方学会（Deutsche Orient-Gesellschaft）以及德皇威廉二世的直接资助下，德国学者在现在的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进行考古挖掘，并为德国的博物馆猎取了不亚于英、法"先行者"的珍贵文物。时至今日，德国仍然是全球亚述学、赫梯学的重镇，当初打下的学术和物质基础可谓功不可没。

德意志东方学会主持发掘巴比伦的伊施塔门（http://www.orient-gesellschaft.de/strukturziele_en.html）

一战期间，英国接收了德国在战前发掘的伊斯兰时期的位于现在伊拉克的萨迈拉城（Samarra）遗址。战后，虽然有些官员曾希望将文物留在伊拉克以示英国和德国的区别，但经过不同部门的争论与协调，并牵涉了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T.E.Lawrence）和时任殖民办公室秘书的丘吉尔，最终这批文物还是悉数运到了伦敦。伊拉克委任统治地的英国官员考克斯（Percy Cox）在一封信件中道出了移走文物的背后意图："我之所以希望萨迈拉文物能在伊拉克政府接任英国行政当局之前被运送回国（注：英国），是因为此时他们可以被看作战利品……毫无必要跟伊拉克政府商议。"在委任时期，负责考古事务的英国官员贝尔女士（Getrude Bell）经过与伊拉克民族主义派教育官员侯斯里（S. Al-Husri）几次交锋,最终力主制订了有利于西方学者和博物馆的考古法。根据该法，西方国家的博物馆有选择文物的优先权，并将由西方学者定夺哪些文物"适合"留在巴格达新建的国家博物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些考古活动大多由西方机构赞助和组织，实际上新成立的伊拉克过渡政府在没有花费太多资金的前提下就为国家博物馆获得了不错的藏品。然而，代价是大量（价值可能更高的）文物在西方专家的评定之后被运离伊拉克。与早期的奥斯曼当局不同，伊拉克国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对考古活动和古代历史更加敏感。《伊拉克之声》（Sawt al-ˁIraq）在伊拉克独立建国不久后的一期社论中质问读者："将我们小博物馆的馆藏与在我国境内出土、并正在被运往那些向我国派遣考古队的地方的文物比一比--这公平吗？"显然，新诞生的伊拉克慢慢认识到，这篇土地掩埋的历史或许应该属于自己。

谁的历史--两河文明、西方和现代伊拉克

然而，在西方人眼中，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却未必属于现代伊拉克。总体上，西方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文物发掘，与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莫高窟的故事别无二致。这种行为里交织着近现代西方强国为了拓展经济和政治空间、了解并从而控制其他（"落后"）国家、传教、划分势力范围以及传统意义上获取战利品等不同目的。然而，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言，两河文明却不同于印度、东亚的文明，因为后者似乎是绝对意义的异质文明--神秘、有趣而蒙昧。当代中东的阿拉伯文化，似乎也同属于这么一个遥远的"东方"。可是，已逝的两河文明却和西方有更深一层的关联。根据圣经，两河流域是"文明的摇篮"，是"人类"文明迈出的第一步。伊甸园、巴别塔，以及来自"迦勒底人的乌尔"的亚伯拉罕，对于西方犹太-基督教文明而言，有着不亚于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重要意义。面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宏伟塔庙（Ziggurat）、写着谜一般文字的泥板和石碑，人们不禁会问：这究竟是谁的文明？这些应该属于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吗？谁是两河遗物当中那些合乎"进步"、"理性"、"文明"的成分--如文字、国家、城市、法律、艺术、宏伟建筑--在当代的合法继承人？在当时西方学者和大众眼中，最合乎情理的答案，自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表：现代西方。

如同来自冰岛的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历史系教授伯恩哈德松（Magnus Bernhardsson）所言，早期西方旅行家和考古学家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文明的）幼年时代……他们发掘的大多是与圣经记载直接相关的遗址，而这是一段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文物本身一样属于自己；这段历史的代表，就是他们自己"。将巴比伦等古代文明与西方直接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要切断这些遗迹与这片土地当代居民的关联。哥伦比亚大学中东裔亚述艺术史教授巴赫拉尼（Z. Bahrani）敏锐地指出："在正统的中东历史教科书中，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绝不能与公元七世纪（注：阿拉伯征服）之后的伊拉克文化有任何关系；取而代之的是，这段过往被移植到'文明演进'的大树上，而这种演进在定义上就排斥了'东方'，因为它恰恰因为和这个'他者'的对比才能够为人们所感知。"

芝加哥大学著名的东方学研究所的建筑上有一块著名的浮雕，或许也多多少少了这种观点：左侧的埃及法老将象征"生命"的象形文字符号交给右侧的西方年轻人；站在"东方"一侧的汉穆拉比、大流士的等近东国王，而站在西方一侧包括希罗多德、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以及一排十字军战士。用这个场面来代表东西方的在历史上或和平或暴力的对话无可厚非，然而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东方阵营"的最末一位代表是波斯萨珊王朝国王霍思劳二世（Khosrau II），而他恰恰是阿拉伯征服和中东伊斯兰化之前的最后一位波斯国王。换言之，"东方"文明与现代中东及其文化上的直系祖先无关，两者间甚至存在一种对立；第二，古代近东文明的"生命"最终传递给了现代西方，而"西方阵营"里还刻画了考古学家的形象。也就是说，当今能够解读、欣赏乃至重新赋予古代东方以活力的，正是西方人。

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建筑上的浮雕（http://oihistory.blogspot.com/2008/08/tympanum-within-arch-on-doorway-t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