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礼平：1940年伪上海市长遇刺的来龙去脉

1940年的下半年，上海发生了两桩轰动社会的暗杀。被杀者都是政治人物，前者为海上闻人张啸林，后者是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两案相距不足两月，性质又相似。所以多认为两案有所关联，更有人直指两案是"军统"所为。社会上传闻异辞，加上传媒又"风闻奏事"，于是关乎两案的信息就有很大的混乱。

傅筱庵

这帷灯斧影，是耶，非耶？让人恍惚迷离。在此，且先说两作案者的案后遭遇不同，用以解释作案者幸与不幸的社会因素。

杀张啸林者是林怀部，林后来在法租界被判无期徒刑，抗战胜利后获释。他曾托人找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希望万先生能向中央推荐，让他分沾地下工作人员的光荣。但万墨林婉拒了。万墨林《沪上往事》记了这事：

林怀部因为连杀二人被判长期监禁，抗战胜利后他获得释放。他认为自己杀了大汉奸张啸林，有功于国家民族。所以托人来请我代向中央推荐，让他也分沾一点地下工作人员的光荣。对于林怀部的要求，我唯有婉言拒绝。因为杜先生（按：指杜月笙）和张大帅是结拜兄弟，我不能揽上这个罪名。再则林怀部与地下工作根本无关，他杀张大帅和吴金桂，纯粹出于发泄私忿，并未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或嘱托。充其量只能说："汉奸国贼，人人可以诛之。"一时激起义愤，锄奸报国而已。

万墨林这番话，分析入微，进退有据，足令进言者知难而退。这可证明：林怀部和"军统"根本没关系，从此，林怀部没再出现。

反观朱升源之杀傅筱庵却成了英雄，得享大名。加上他案后悄然引退，消失于众人眼前，这反而引起社会对他的疑问：作案者是义士、侠士、"军统"？"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又恰是古侠士的作风。社会大众可以去自由解读。朱某本来不求名而得名，可说是"不虞之誉"。

但事情是人干的，人总是"私念"和"公义"的"相合"。而社会却只夸说事情的"公义"，似乎隐蔽了事件的个人目的。这连后来"军统"在上海区的区长陈恭澍也有所觉察，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疑问：

傅案之发生，还有一个特点：表面现象，只不过是佣工杀了主人而已，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政治色彩，奇怪的是，所有新闻报道中，无论其立场如何，均异口同声说是重庆分子干的、"蓝衣社"干的、爱国志士干的，没有人怀疑到寻仇报复或图财害命上面去。我想这也就是"声威"吧！

陈恭澍只对现象有所感触，但对当日朱某的声名，陈恭澍本人也是参与"催谷"的。因陈是上海沦陷时期的"军统"负责人，他手下分管第一分队、第二分队，是专管"锄奸"的部门。据说朱某之进入"军统"的视野，是缘于朱某在乡人杜某座上有做过"插标卖首"的表示。

"醉语"与"居奇"

朱某"插标卖首"的醉语该是在遭到傅家驱逐之后发生的，据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战后发表的回忆说：

一天，他（傅筱庵）没有应酬，悄悄地提早回到虹口住宅，不料当他跨进内室，见到一个内眷，正和他的厨师阿朱睡在床上。傅筱庵当时很镇定地默不出声，阿朱反而不好意思，向傅筱庵求情说："老爷！我实在没有面目再做下去，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让我到别处去做小生意。"傅筱庵当晚就拿出一笔钱，说："这钱就送给你，但是你要若无其事地再做一个星期，等我几次客请好之后再走。"阿朱当然答应了，天天清早上菜场办货，晚间督厨做菜。到了第六天，这天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十日，早上五点钟，阿朱忽然烈性大发，手执菜刀，闯进傅筱庵房中，那时傅筱庵独居一室睡得正熟，阿朱提起菜刀，像宰猪一样把傅筱庵杀死了，阿朱走出房门时，还将房门带上，到厨房中拿了几个菜篮走出大门，当时与门前的几个守卫人员还含笑招呼，然后踏上脚踏车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傅筱庵竟是如此下场。（《抗战时代生活史》）

上述有关朱某"个人的感情"，叙述者陈存仁是当年上海名中医，是惯为上海上层人家"外诊"的。其穿房入舍，见闻甚多，且往往是传媒所不敢公开者。陈氏是稔知法律的人，自然也深知傅筱庵在上海的势力，他之直书，当有所本。据此，让我们知道朱某的绯闻被发觉仅六日而"杀傅案"发。而我们所欲知的是这六日中发生的事。最重要者是这六日中，朱某人在乡亲杜某的"小酒店"的"醉语"以及"醉语"引起与"军统"间的互动。

为什么断然说是"六日中"的事呢？就因为前引陈氏所记的：傅筱庵撞破阿朱的丑事之后，仍留阿朱再做一个星期。结果是到了第六天，就发生了杀傅案。

另外，万墨林在《沪上往事》里记载详细，当中也有"然而不出几天"的说法，这和陈存仁的引述也正好吻合。万氏的文章说：

杜月笙先生的一位保镖老张，山东人，身胚结棍，头脑灵活，杜先生赴港以后他便跟我，做事认真负责。有一天，他跑来问我说：

"万先生，有一桩生意，要不要接过来做？"

"什么生意？"

"傅筱庵。"

哈！做掉傅筱庵，刺杀大汉奸，这种大快人心之举，为什么不做？当时我心中很欢喜，但是我声色不动，我淡淡的问他：

"有什么门路？"

"巧得很，"老张双手直搓的说："我的一个同乡，名字叫朱生，他是傅筱庵的保镖。这桩生意，是他自己跑过来兜的。"

我一听，就晓得这事已有七八成的把握，因为傅筱庵当了汉奸，他也自知难容于国人，所以他经常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他住在虹口，公馆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平常老百姓一脚都踏不进，何况跑去将他刺杀？但如他的保镖要下手，那便是近水楼台，方便多了。因此当时我再问一句：

"那个姓朱的有什么条件？"

"简单得很，"老张耸耸肩胛，"事成以后，他要两万块钱。"

"闲话一句，"我拍拍胸脯，"你去叫他相机行事，事情办好，问我拿钱。"

老张去找朱生了，我也并不怎样把这桩事放在心上。然而不出几天，纵使敌伪方面把新闻封锁得很紧，但是我们仍旧得到消息，傅筱庵被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朱生确实逃逸无踪，因为他始终不曾来领过我那两万元的赏格。

而陈恭澍是军统高层，是经管这"卷宗"的人物，据其回忆，也透露出当时时间紧迫。正因为这种紧迫感，他连请示也来不及了，于是破了例，未经请示即答应了第二分队的"要价"。

而这六天内，朱升源说过些什么呢？我想过，朱某是山东人，军统在傅家附近开设小酒店的老板杜氏也是山东人，这小小的卖酒店，就是山东乡亲的聚脚点。而这次朱某的酒后醉言，大概像《水浒传》第十五回阮小七跳起来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那种豁出去的豪言壮语，自然会惹动五湖四海的注意。前引的万墨林《沪上往事》所说即是一例。而对沦陷区的"军统"而言，又何尝不是？据"军统"经理处处长郭旭的回忆：

陈（恭澍）派一姓杜的特务（忘其名）在傅家附近开设一爿小酒店，伺机勾引傅家的人作内应。朱（升源）性嗜酒，常到傅家附近军统特务开设的酒店饮酒，特务们见朱上门，殷勤招待，常备佐酒佳肴，请朱畅饮攀谈。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朱认为酒店老板杜某是知心朋友，结拜为兄弟。有好几次朱酒后失言，流露出对主人当汉奸不满的情绪，杜乘机进一步勾引，要朱再劝傅辞伪职，如傅不听从，则把傅搞掉，为民族除奸，做一个好汉。

朱因小时受过日本人的打骂虐待，有自发的民族正义感，曾劝傅不要再当汉奸，辞去伪市长职务。

这回杜姓特工与他打开天窗说亮话，朱为杜所动，再次劝傅辞职，傅仍不听，朱就和杜密商杀傅计划。朱不会使用手枪，且恐枪声惊动门首伪警，不能逃脱，于是决定由朱乘傅睡熟时，用刀把傅砍死，杜在外策应。1940年10月10日深夜，朱趁傅睡熟，用刀把傅砍死后，从容逃出傅家，在约定地点，乘杜事先备好的汽车，避居于法租界。

上段文字，有些是无可佐证的浮词。但朱某嗜杯中物，有时候多饮两杯，吐露不满傅附逆，则具体可信。

《沪上往事》

"插标卖首"扯上了"军统"

如鹰如犬的军统，对朱某醉言"招标"岂有不知，事必有人去接近，但酒后论交，醉语不清，归而误记为"朱升"，则容或有之了。

最先知情者是当时上海的第二分队，他们首先是垄断消息，要以朱某人为"货"而作"居奇"。他们先向上层邀功和讲价钱了。

陈恭澍在回忆录就清楚地说出，"第二行动大队"在"事先就有书面报告，报告中具体地陈明，已'打通'了傅某身边的佣人，名叫朱升者，正待机行事中"。

陈又说道："朱升也表示希望事成之后，能够得到五万元的奖金，第二队也同样的承诺了。这件事也就是这样'敲'定的。"

又说：

傅案最大的特点有二：其一，是事先要求发给奖金，这在我所指挥的行动工作中，应属首次……

更又说：

在第二队的报告中，特别为这一点请示，我鉴于该队已作承诺，也就权宜地答应下来了，当时并没有考虑到，万一上级不准该当怎么办？可是那又为什么不根据第二队的请求原案转请上级核示呢？我怕失去时效，又唯恐节外生枝，如果对上级直书此人要求事成之后发给奖金五万元一节，总觉得事无前例，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另一方面，多少也带点表示自己有决断、有担当的好胜心理。当然，我也有个估计，一旦真的能够成功，上级支持我们已作的承诺，不致有问题。

按：第二队的"垄断"、"居奇"、"买空卖空"，于此可见。后来"杀傅案"真的发生了。我们试看看第二分队又是怎样的一个表现。

据陈恭澍回忆说道：

傅筱庵被杀的事，发生于十一日清晨三点多钟，早报上好像都还没有，晚报上全登出来了。而且有些报馆，早在中午时分就在各马路冲要地区贴出了"号外"。这件事千真万确，已无疑问。下午四时许，第二队的报告也来了，这是陈默同志把朱升同志护送到浦东安顿好了回到租界之后，口头上报告过赵圣队长（按：吉震苍的化名），再由赵圣用书面转到区本部来的。书面报告上所说的，和报上所刊载的大致相近，其细致处，报上所描绘的比报告中所述说还要详细。陈恭澍更说道﹕"第二队的报告内容非常简单，主要的是说朱升已完成使命，刻已安全脱险，正由陈默同志等护送至浦东途中，等到达安置后，再为详报。"

又：

电报发出后，不数日，戴先生复电到，全案发给奖金七万元。其中除朱升五万元照发外，另给奖第二队两万元。对事先未经核准一节只字未提。"上海区"除将五万元奖金转发第二队妥交朱升本人签收外，另两万元亦照一般规定发给第二队分配后报区备查。陈默把这五万元奖金交付朱升后，并安排他搭乘渔船出海，预定在镇海一带登岸，再转道前去大后方。至于朱升是否到了重庆，以及其后行止如何，笔者已无所悉。这件事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前面所说的"军统"，是指沦陷区的"军统"，由于他们所处是"地下"状态，危险性高，所以上级的管束颇为宽松，碰到这样的机会，自然是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所以像陈恭澍这样的长官也不便多问，以免生事。于是第二分队处理朱某的事，几乎是在他们垄断之中，长官陈恭澍也是莫奈伊何。但他们万万料不到的是：朱某竟能到重庆，更料不到后来朱某能亲向戴笠投诉。

陈恭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