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决战前夕 美国秘密接洽谁来代替蒋介石？

新人选：冯玉祥、李济深

美国从1948年3月开始，积极为蒋中正国民政府的倒台而奔走准备。司徒大使不但预测中国将重新进入地方割据的状态，并提请国务院注意像宋子文这样执掌广东、海南的封疆大吏。到了年中，中情局也表示美国应采取果断措施援助中国的地方实力派，并开始与内蒙德王建立秘密联系。他们在纽约找到了公开进行反蒋活动的冯玉祥，告知"只要你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们可以不要蒋介石，你回中国去，我们给你军火和钱"。然而，冯的左右全是赖亚力、吴茂荪等一批共产党员。[编者按：吴茂荪不是共产党员，他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第一届中央委员。]（吴茂荪：《冯玉祥先生在美国》，载民革中央宣传部编《鼓浪集：吴茂荪同志纪念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第36页。）

冯玉祥

不仅如此，南京的美国大使馆也借召开国大的机会秘密接触地方大员。司徒意外地邀请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茶叙，席间询问他对蒋李二人的好恶及反共决心，并表态"你若要什么武器，我们可以直接拨助"。（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4，第200页。）此类援助同样也会向青海马步芳、甘肃马继元、新疆的马呈祥提供。

蒋中正大约在10月下旬知悉美国各派力图绕开自己而以各省为对象径行援助，立即致电顾维钧要求斡旋。11月9日，顾向杜鲁门求援："请您迅速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美国政策之坚定声明，以支持我政府为之战斗的事业……以鼓舞军民士气、巩固本政府之地位。"蒋也明确表达了心中的愤恨，指出目前局面之造成，华盛顿难辞其咎："中国军事局势普遍恶化归因于若干因素。但最根本的就在于苏联政府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阁下无疑当能忆及，中国之所以签订该约系由于美国政府善意的劝告。"然而五天后由司徒大使转来杜鲁门复电，请求被婉拒了。顾维钧乃绕过白宫，发表公开声明，以呼吁舆论。

此时美东舆论虽于国务院对华政策也颇多指摘，但可想而知，并无任何实质合理的建议。《纽约时报》军事编辑鲍尔德温（Hanson Baldwin）批评美国"没有清晰的中国政策"，只能以支持个别中国将领的方式来孤注一掷。而竞争对手、共和党背景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其专栏作者艾尔索普兄弟（Stewart and Joseph Alsop）则讥讽国务院对华毫无举措，总统命令海军陆战队待在青岛是对中国问题的"直接干涉"。

11月，沈阳失守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请在平救济的天主教神父雷震远（Raymond J.de Jaegher）飞去青岛求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Oscar Badger）上将紧急援助军火。白吉尔表示可不经过南京，直接给予武器，"保住华北，自成一个局面"。但他并不愿提供美国军舰协助国民党军南撤。傅作义放弃保定之后，防御体系已然瓦解；美国外交官也随之放弃了傅。11月16日，北平总领事柯乐博（O.Edmund Clubb）警告国务院：傅作义"极可能选择远避西部，以保全其部队；对他而言，留在这里只能意味着最终被大卸八块"。傅对美国观感也极差，他后来总结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市，不似美国人每须为军开辟跳舞场"。于是，傅作义于11月17日向毛泽东密电求和，表示愿意弃蒋。

傅作义

李济深之子也回忆："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是不可避免了，于是就发出试探……支持父亲取代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保住华南。他们派蔡增基对父亲讲述了美国的计划"。（李沛金：《我的父亲李济深》，第161页。）李济深回信告知司徒雷登，表示由于国民党军事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他不要仅成立一个西南政府，而要成立一个新的全国联合政府，他自信满满地要充任主席，副主席给中共领袖毛泽东，让冯玉祥来充当武装部队总司令，以朱德副之，并要求美国的支持。（Telegram, Stuart to Marshall, 16 October 1948, FRUS, 1948, vol.7, pp.495-496.）

其实李济深与中共早有联系。四年前在云南昆明中共就对李济深的串联活动秘密赞助，现在又指定在香港的发言人乔冠华向美国表示共产党只与李为首（宋庆龄为荣誉主席）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李济深说："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待新政权？"（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160页。）他适时向傅作义派去说客，要求反蒋独立。

李济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