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如何管理留守的上海高校

内迁还是留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随着平津的全面沦陷，教育部才开始命令平津各校联合内迁。教育部认为，上海存在着日军不敢染指的租界，大学可以迁入租界办学。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各校基本奉命迁入租界。

随着淞沪战事的延长和时局的恶化，迁入租界的各校是否应该再度迁移，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1937年9月，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国立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均上书教育部要求迁校。国立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直接绕过教育部，在浙江金华觅地开课。规模较小的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中法国立工学院则未考虑迁校事宜。

迁移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

上海主要私立大学在内迁一事上亦颇积极。1937年9月，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四校联合呈请教育部，希望组成联大内迁。规模较小的私立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持志学院、同德医学院、东南医学院、正风文学院等均未申请内迁。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等教会学校亦普遍缺乏内迁的意愿。

上海各大学在内迁问题上的不一致的反应，与大学的规模有关。规模较大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引人注目，普遍希望追随政府，迁移到大后方以保存学校。规模较小的国立和私立独立学院，情况各有不同。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等校规模极小，租用一栋别墅即可办学。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持志学院等缺乏稳固的领导核心，教员又多兼任，经济能力有限，所谓内迁并不现实。沪江、震旦、东吴大学法学院等教会学校由于和英美的亲缘，普遍信任租界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