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元帅”职衔

我国古代曾出现过地位崇高的军职--"大元帅"，如北宋末年康王赵构南渡，曾以"天下兵马大元帅"作为号召，抵御金兵。明朝以后，"大元帅"的职位几乎不再设置，沦为农民起义首领的专有自封称号。但到了清朝灭亡前夕，实行新政，"大元帅"的称谓又在政府体制内重新出现。

近代首个"大元帅"的横空出世

有清一代，以文制武，兵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清末经甲午、庚子两役重创，痛定思痛，决意实行新政，以图富强。清末新政是以效法日本为主线的，究其原因，第一，日本的维新过程也是立足于引进"西法"之上，较为成熟，也更适合于中国当时的情况；第二，日本在甲午之役后，国策上有所变化，对中国极尽拉拢，提供了诸多优惠，较西洋各国更为便利；第三，日式变法后保留了天皇的决定性权力。最后这点对于企图保持皇权统治的清廷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故此，清末新政的体制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一个"山寨"日本政治制度的过程。

在日本，天皇兼有陆海军大元帅称号，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按照这个翻版，理论上说，清末的立宪，以皇帝兼任陆海军大元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其中规定由大清帝国皇帝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但此时光绪皇帝尚在被软禁之中，两个多月后，光绪、慈禧先后去世。

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后，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载沣曾出使过德国，见过世面，当政后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1909年7月5日，清廷以宣统帝的名义颁发上谕，称按照宪法大纲所载，由皇帝亲任陆海军大元帅，在其亲政以前由监国摄政王代理以合宪法。由此，载沣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的首个"大元帅"。

载沣

载沣借立宪改制为名，一意加强皇族的力量。在军事上，设置军谘院（相当后来的参谋总部），以弟弟载涛、贝勒毓朗等亲贵管理主持，对异己力量予以压制，军队内部袁世凯、铁良的旧人也逐步进行撤换，并编练了受其直接控制的禁卫军。载沣对于各种新思潮更是抱着抵制、排斥的态度，在上台后不久，其倒行逆施就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就连资政院也不时给载沣添堵。1910年底，多位资政院议员曾提案，目下移风易俗，监国摄政王、陆海军大元帅为皇上的代表，应先行剪去发辫，更易礼服，以身作则，为天下先，搞得载沣哭笑不得。

1911年9月17日，清廷为新编制的禁卫军进行阅兵典礼，载沣以大元帅的身份主持，发表了训词，并颁发了军旗。此时的载沣踌躇满志，很是威风。不料不到一个月，武昌起义爆发，载沣平时所倚重的皇胄亲贵们纷纷称病，做了缩头乌龟，不得已只好请袁世凯出山。12月16日，载沣在内外交迫之下上表辞退摄政王职务，称自己"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以致人人瓦解，国势已崩，痛心疾首，追悔已迟"。载沣既退监国摄政王之位，其代理的"陆海军大元帅"头衔自然也消于无形。

辛亥年"假定大元帅"和"副元帅"之争的风波

武昌首义后，各省的起义与反正此起彼伏，有不可阻挡之势。到1911年11月，全国已有十四个省份宣布光复。在辛亥革命之初，湖北无疑是起义的中心，独立的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开会，商量筹组全国性临时政府。12月4日，鉴于南京已被江浙联军光复，而武昌尚处于清军的威胁之下，大家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同一天，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并进一步推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作为暂时指挥全国起义民军的最高统帅。

此前，大元帅人选以黎元洪的呼声较高，留沪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之举，是由中部同盟会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与江浙地方势力推动的，背后的原因主要还是他们对黎元洪抱着极大的不信任，欲通过此举来争夺日后在临时政府中的主导权。至于黄兴本人，性格谦逊，不计较个人名利，不久前指挥汉阳、汉口之役失败，情绪低落，此次被陈其美等人拥戴推举后，曾极力推辞，最后虽勉强应允，但迟迟不肯就职。

但是，推举黄兴之举引起了在汉的各省代表会以及鄂军都督府的不满，他们一致不承认此选举结果。同时，江浙联军内部部分将领对由武汉之役的"败军之将"黄兴来当大元帅也不以为然。12月17日，黄兴通电坚辞大元帅，并推举黎元洪暂任大元帅。在南京继续开会的各省代表会遂做出决定，改举黎元洪为"假定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到半个月，正副元帅的位置又倒换过来，如同儿戏。12月21日，黎元洪致电各省代表会，表示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任副元帅黄兴代行大元帅一切任务。

辛亥革命期间的"假定大元帅"实际是在临时大总统选出之前，暂时指挥独立各省的过渡性职务，经过半个多月的争执，大体尘埃落定。但是此时孙中山已回国，旋被各省代表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所以黄兴的这个"副元帅代行大元帅"也一直没有就职。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3日黎元洪被选举为副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之前选出的"大元帅"、"副元帅"职位因与新大纲有所冲突而被取消。

在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运动时，曾推举袁世凯的老政敌岑春煊出任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以图号召各界反袁力量。不久，讨袁战争失败，岑春煊流亡于境外。

袁世凯当政时期的"陆海军大元帅"

袁世凯在取得对全国的绝对控制权之后，于1914年5月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较旧的临时约法相比，大幅度地提高了大总统的权力。新约法的第23条规定："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5月8日，袁世凯下令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参谋次长陈宧以及荫昌、萨镇冰、王士珍等人为办事员，下设一厅三所，并设置了八名高级军官为参议。统率办事处拥有极大的权力，之后凡重要军务决策都有统率办事处决定，袁世凯的命令、批示也大多以大元帅名义发出，参谋、陆军等部的作用下降为统率办事处的传声筒。除此以外，讨论的事务涉及外交、内务、财政、交通时，并召该部总长列席。所以统率办事处的决定事宜并不仅限于军事，而是扩大到国务的各个方面，架空了内阁，颇有点前清军机处的味道。

袁世凯

针对民初以来各省都督权力过大，中央政令难以下达贯彻的问题，袁世凯早有"削藩"之意。故在统率办事处成立两个月后，下令改各省都督为将军，没有都督职权的高级军官也可以授予将军称号，并在北京设立将军府，直隶于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管理全国的将军，将军府的将军可以调往各省主持军务，各省将军也可内调将军府。这样一来，就把各省的都督变成了中央可以随时调来调去的将军，削弱了其权力。

袁世凯收权的行径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势力的抵制，如原来的亲信段祺瑞就因此与他产生裂痕，并对之后的帝制抱着消极抵制的态度。袁所依靠的军事实力基础--北洋军也发生分化，有所不稳。故此，袁世凯以大元帅的名义编练模范团，自任团长，培植军中亲信力量。

蔡锷在云南举义后，统率办事处成为部署镇压护法军的大本营，袁世凯以大元帅的名义，频频调动大批北洋军南下，对抗护法军。然而人心已去，称帝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本人也于1916年6月6日病故。黎元洪接任总统后，于6月10日解散了令人诟病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

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职位后，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也一并接收了，但使用起来比袁要低调得多，仅在一些礼仪场合及军内命令中使用过。例如在当年的国庆时，黎曾着大元帅礼服进行阅兵大操。不过这仍然存在着法理上的问题，由于黎上台后废止袁记约法，恢复了辛亥年的临时约法，并召回了袁解散的旧国会。但大总统兼任陆海军大元帅一条，在旧的临时约法中并无规定，而是在袁记约法中才出现的，因此继续使用陆海军大元帅名义，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在1917年3月19日议会通过的修正案中，再次明确了"大总统得以兼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规定。不久，张勋乘府院之争的时机带兵入京，拥宣统帝复辟，黎元洪黯然下台。

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徐世昌、黎元洪、曹锟先后担任了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从法理上说，仍有兼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但实际中已基本不大使用。

三次担任"大元帅"的孙中山

自1917年护法运动后，中国在名义上的统一已不存在，一直处于南北两个政府并立的状态。对于南方政府而言，因在正统性方面逊色于北京政府，缺乏中外各方的支持，内部又受各方军阀势力的牵制，屡仆屡起，南方政府的形式变化多次，但基本上都是军政合一的模式。在此期间，孙中山先生曾三次出任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回总理大位，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引起了国民党及西南势力的反对，护法运动爆发。8月，一部分议员响应孙中山等人的号召，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设大元帅、元帅，在临时约法的效力尚未恢复之前，国家的行政权归大元帅行驶。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海陆军大元帅职，号召北伐，并任命了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内政、交通各部总长及参谋总长。

在军政府的架构中，孙中山有着决定性的地位，具有国会赋予的绝对权力。然而，孙中山的支持力量主要是来自旧时追随反袁的中华革命党那部分人，在国内军政界的实力有限。当时两广、云贵各省分别由旧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继尧所把持，他们在军政府中成为陪衬，愿望落空，对孙中山极为抵制，唐继尧、陆荣廷均拒绝就元帅职。同时，孙中山任命的各部部长唐绍仪、李烈钧等，属于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因抱着团结西南势力派的想法，一直不肯就职。所以，军政府自成立之后，即难以正常运行。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议决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东。孙氏的第一次"大元帅"以虎头蛇尾而告终。

第二次就任大元帅发生于1921年5月。此前孙中山策动陈炯明率援闽粤军驱逐了旧桂系的军队，回到了广东。4月1日，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以与北京的徐世昌相抗衡。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后，按组织法规定，兼任陆海军大元帅，以统率各路军队。1922年4月，因与陈炯明发生分歧，孙中山撤去了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职务，将陈所属的海陆军直辖于大元帅。5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从韶关誓师，进攻江西。6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离粤赴港、沪。孙中山在流亡期间，仍用大元帅名义，对仍忠于他的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军队授给"讨贼军"的番号，并联络滇桂等军，讨伐陈炯明，终将陈炯明赶出了广州。

第三次就任大元帅发生于1923年2月，时值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后，再次回到广州。此时因徐世昌已被曹锟逼迫下台，北京政府也恢复了张勋复辟时期被解散的旧国会，孙中山早先赖以"护法"的借口已不存在，使用非常大总统的名义已难以继续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为反对直系军阀、与北京政府相周旋，孙中山决定用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替代非常大总统行使职权。2月21日，孙中山从香港来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设大本营。在大本营条例中规定：陆海军于战时执行最高统帅事务。此后，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积极组织军队，先用"讨贼军"的名义，后来改为"建国军"。由于军权都操于各军头之手，孙中山所控制的直属军队很少，只好滥发委任状，靠封官许愿来收笼军心，一时广东地区"司令"满天飞。直到1924年，孙中山痛下决心，成立黄埔军校，建立了直属于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基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大元帅由胡汉民代理。7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之后通过北伐战争，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