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限糖？二战时期可口可乐这样搞定政府

随着战争的爆发，麻烦开始浮出水面。从1939年开始，欧洲的用糖大户担心未来的禁运和其他贸易争端，与国际种植者签订了大笔蔗糖订单，希望提前做好原料储备。这样的囤积行为，使得蔗糖的价格急剧上升。最终，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应急管理办公室"（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办公室下的"价格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简写为OPA），采取了激进的措施，以阻止需求量激增下的通货膨胀，在1941年8月规定了蔗糖价格的上限为3.5美分每磅。

可口可乐公司这样每年蔗糖消费量达2亿磅之多的用糖大户，无疑是欢迎OPA制定的价格上限的。可口可乐公司承认，在战时需求量大加之蔗糖贸易中断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阻止了蔗糖价格的加速上涨，也缓解了失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OPA对蔗糖的价格设置上限的干预，帮助可口可乐公司在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下避免了巨额的损失。

当可口可乐公司还在对政府的价格控制干预措施拍手叫好时，由"生产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简写为OPM）提出的蔗糖用量限制让公司犯了难。OPM是"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简写为WPB）的前身。这些限制于1942年1月1日生效，规定可口可乐公司及其他软饮料生产商必须将蔗糖用量控制在1941年总消费量的70%以内。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们对该项规定暴跳如雷，因为政府的这项限制必然会严重影响可口可乐在国内的销量。

对此，公司总裁本杰明·奥勒特（Benjamin Oehlert）以及公司在华盛顿的说客决定避开OPM的限制，在OPM限令生效的数周之后写信给罗伯特·伍德拉夫，建议公司考察"在加拿大、墨西哥、夏威夷、古巴、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等美国国土之外的地区生产可口可乐糖浆的可行性，如若可行，便可将在这些地方生产的糖浆运输到国内进行销售"。最终，亚特兰大总部开会商讨了该建议，发现若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生产，所发生的运输和进口费用将会与所获利润相抵。于是，奥勒特决定派人接触OPM，看看是否能找到办法解决公司遇到的这个麻烦的蔗糖问题。

本杰明·奥勒特是联络可口可乐公司政府的不二人选，他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双方之间。在1938年加入可口可乐法律团队之前，他从1935年开始在美国国务院做律师。

他正是罗伯特·伍德拉夫所喜欢和欣赏的类型，是一个具有敏锐的交际头脑、能够帮助公司拓展新市场的得力助手。作为常青藤大学的毕业生，他十分聪颖并且自信，能够熟练解决棘手难题，而这种不可多得的能力是商界和政界都高度认可的[林登·B.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总统1967年将奥勒特从可口可乐公司请出，邀其担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担任大使时的奥勒特，图片来源：wiki

起初，伍德拉夫让奥勒特处理一些与国外销售有关的纠纷，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凭借奥勒特的才能，他去与华盛顿的官僚们进行协商可能会让棘手的问题变得比较容易解决。不出几年，他就成为了公司最主要的政府关系联络员之一。

奥勒特根据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经验，认识到要想实现可口可乐公司的目标，必须向政府证明：增加可口可乐的蔗糖配额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他再次拿出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口号，也就是将可口可乐定位成一个一心为战争中的国家做贡献的公民，该产品能够给这个为战争所累的国家带来能量补给。

奥勒特还把数千磅的储备蔗糖提供给美国军队，以表示对于国家的支持，从而改善公司"心理的和公共关系的地位"。这种策略十分有效，各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例如《华盛顿邮报》刊登文章报道了可口可乐公司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价格向政府提供蔗糖，称赞可口可乐公司再次为政府雪中送炭。在美国公众的眼中，可口可乐公司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帮助联邦政府解决军需却不求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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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可口可乐公司一直努力利用自己的"慈善"行为赢得民心。公司内部最重要的策划者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埃德·福里奥（Ed Forio）--他精通华盛顿游说策略。

历史重现，政府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边界又变得模糊了，双方的利益变得好像很一致。除了为可口可乐效力，福里奥还是"战时生产委员会饮料和烟草分会"（Beverage and Tobacco Branch of the WPB）的一名顾问。

在政府工作期间，福里奥一直试图将可口可乐公司在战时生产委员会的蔗糖分配表中的地位，把可口可乐与糖果等奢侈性用途区别开来，设定为战时必需品。

在向《可口可乐瓶装厂》（Coca-Cola Bottler）杂志解释公司的主要目标时，福里奥说道："我们现在正在不懈地让上至政府的高级官员下至每天辛勤工作的普通人知道，可口可乐是不可或缺的。

这种努力并没有白费，正如《民众需求实情报告》（Civilian Requirements Bedrock Report）所提到的，可口可乐产业中至少65%的产品都在为维持军民士气做贡献。"《实情报告》还将烟草看作战时必需品，并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保证1941年生产烟草的71%能够被市民享用。可口可乐对于美国公民的健康和幸福而言，显然必不可少。

除了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可口可乐公司还利用公司广告中请到的公众人物影响政府的政策。可口可乐的营销团队在1942年发表了大量出版物，例如《暂停休息对最大化作战努力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the Rest-Pause in Maximum War Effort）以及《战争中的软饮料》（Soft Drinks in War），将可口可乐描绘成美国工人日常必备的能量来源之一。

大量的宣传材料都在阐明一件事，那就是，可口可乐是传递精神和化学的能量的媒介，为美国的民众带来健康与快乐。为了回应那些质疑可口可乐功效的人，可口可乐公司组织了一群科学家进行回击。

美国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官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an）对此慷慨激昂地解释道："在神经紧绷的时刻，英国人会来一杯茶，巴西人会来一杯咖啡，而美国人可以来一杯碳酸饮料，一扫之前的疲惫与不快。放松之后，他们会精神满满地回到工作中。而这样的一杯小酌并不会增加经济的压力和负担，也不会因过度饮用带来身体上的不适。"

最终，联邦政府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帐，把该公司的蔗糖配额提升至1941年蔗糖消耗量的80%。而且，OPA将可口可乐公司从"饮料与烟草分会"调至"食品分会"的管辖之下，将可口可乐的产品作为国民基本农业必需品进行管理。

与政府的这次交易，给可口可乐公司带来的好处不止增加配额这一项。美国军方说服OPA增加对可口可乐的蔗糖供应，并要求可口可乐公司向国内以及国外的军事基地提供可乐糖浆。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向美国军方无限制地提供可口可乐糖浆，而且，丝毫不影响向市民供应可口可乐所需的80%的配额。

这项配额豁免来自于上层的指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在1943年1月23给出的军事供给订单中，就包括可口可乐，要求可口可乐公司向军方提供相关设备、瓶子以及每月600万份可乐。

图片来源：Coastal Georgia Historica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