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诞辰百年却无人纪念：一部名著影响几代中国人

1976年，为丙辰龙年，在中国历史上，实为"惊天动地"的一年。

这一年，也是长沙人黄仁宇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的第九年。对于这位58岁的教授来说，急需出版一部著作来提高他的学术地位。在此之前，他只出版过一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简称《明代财政》），销量糟糕。他寄予厚望的另一部文稿《中国并不神秘》，在接连遭到芮沃寿与费正清两位权威学者的否决后，再也没有得见天日。

这一回，他决定将大历史"切成薄片"，专门写"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他选中了1587年，"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他的写作非常辛苦，也非常快乐。明代官吏丝袍上的绣金线，大理石桥及半月形大门，喇嘛寺上方盘旋的白鹤，庙里的钟声，司礼官低沉的唱名……他将一个年代的色声香味铺陈纸上，只为告诉他的读者和同行："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翻阅的书页中。"

1979年，在纽普兹家中，黄仁宇与妻子格尔共同校阅手稿。本文图片均来自"环球人物"微信公众号

这本书就是《万历十五年》，自1982年中文版出版至今，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最畅销的读物之一，"各版统计下来，应该有300万册了"。中华书局编辑徐卫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自问世以来，它影响了几代读者，从学者到作家，从商人到官员。

大概是书名过盛，对于作者黄仁宇，读者们却不太在意。今年6月25日是黄仁宇诞辰百年的日子，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民间，都没有什么纪念活动。"他人在海外，不像大陆高校里的老先生们，有很多弟子张罗宣传。"徐卫东感叹，"从1982年《万历十五年》出版至今，36年了，大陆没有为他举办过一个大型活动。"

在徐卫东手边，有一本《黄河青山》，书页间贴满了便签，到处是荧光笔的标记。这是黄仁宇的回忆录，洋洋600页，记录了他在治学路上的曲折经历，以及种种难以言说的委屈、愤懑。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本"难读"的书，时序错乱，经常插入大段的历史论述，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理清他的一生行迹。这恰恰证明，黄仁宇的思想与他的经验，联结得无比紧密。

书中有一幅黄仁宇19岁时的照片。他爬上高耸入云的塔楼，背靠悬梯，俯视脚下，神情快乐自信，就像站在古今中外的交汇点，俯瞰历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数月。黄仁宇当时正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充满着快乐与自信的神情。这是他最喜欢的照片之一，常悬挂于卧室之中。

那一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读大二。几个月后，日寇全面侵华，大学南迁，黄仁宇暂时投身报界，结识了《抗战日报》的田汉、廖沫沙及《大公报》的范长江等左派人物。

那时的他，心怀壮志，梦想成为拿破仑，领导军队战场拼杀。于是，黄仁宇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他于1940年底毕业，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驻扎滇南，1943年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直至抗战结束。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历史学家们面对动荡时局，更是心绪万千。钱穆避难昆明岩泉寺著《国史大纲》，范文澜于延安窑洞中写《中国通史简编》，吕思勉在上海"孤岛"撰《中国通史》，在国运悬于一线之际，修国史以续民族香火；而困寓香港的陈寅恪，在饥饿中倚床校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南宋国破、汴京被困这段史事"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从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

此时的黄仁宇，还是寄身行伍的下层军官，却比史学前辈们更深地扎根"历史现场"。国民党军校中的方阵训练一向受人艳羡，满眼笔挺的制服、锃亮的皮靴和现代武器，可这样的军队一到云南前线，就好像回到了古代，睡门板，穿草鞋，吃硬如石子的玉蜀黍。满身跳蚤的黄仁宇，一个人带着36个兵，还得提防着他们不把机关枪黑夜偷出卖与土匪。需要驮负重物时，他得拿枪逼着保长，才能要来几头"四肢像牙签的驴子"。

1943年2月，黄仁宇和另外17名青年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蓝伽。他在郑洞国将军手下担任上尉参谋，一边服役一边向《大公报》投稿。他亲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网球鞋，一足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泞之中蹒跚；战死的士兵，往往几锹黄土就地掩埋，在缅北的倾盆大雨中，几小时就骸骨暴露。有一次，他到前线，被日本狙击手射中右大腿，险些丧命。

"战场上有很多生动的镜头，例如枪响炮飞之下，许多蝴蝶还在树林内来去；一场巨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都是要亲所目睹，才知道景象的真切。"在《拉班追击战》中，黄仁宇写到一个日本上尉，被我军巡逻兵开枪打死，右手握紧喉咙，尸体倒栽葱地插到河里。在他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

多年以后，黄仁宇说出了当时的未尽之言：他在日本上尉身上看到了自己，同样的年纪，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长途跋涉来到这片热带丛林，一个死里逃生，一个中弹赴死……

"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早晨，蝴蝶翩翩飞舞，蚂蚱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多年之后，写下这段话的黄仁宇，已成为"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老人。

可以说，构成黄仁宇学术研究起点的，正是前半生那些奇特曲折的经验：在云南烟瘴区徒步行军，感受到乡土中国赤贫落后，民众如一盘散沙；在上海参与受降工作，住远东第一酒店，穿着新制哔叽制服穿梭于上层娱乐场所；认识许多左倾名流，折服于他们的乐天、无私与温情；也出入国军高层，理解他们无能腐化背后的进退两难。

再加上一份人在异乡的孤独--1952年，黄仁宇负笈美国，以34岁"高龄"求学于密西根大学，直至12年后，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半工半读，在餐店当打杂小弟，在夜总会当洗碗工，在仓库当收货员，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

1956年黄仁宇（右）与其弟黄竞存的合影。当时，年届三十八岁的黄仁宇尚在密歇根大学，一边打工赚钱，一边攻读新闻系的硕士，而其弟早已获得博士学位，正执教于圣母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