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中的“支那通”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原标题：沙青青："支那通"的历史宿命

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第16师团的右翼先锋第30旅团占领下关，接着又攻取了南京城北门各处，切断了城内中国守军的退路。虽然中国军队败局已定，但第30旅团在"扫荡"过程中注意到城内守军抵抗意识强烈。最终，该部队由和平门入城，数千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陆续投降。之前因遭遇激烈抵抗而杀红了眼的日军士兵却开始残忍地杀戮俘虏；而军官们非但未阻止，反而纵容乃至鼓励着暴行。
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想到战友的牺牲和战斗的艰辛，不仅士兵们，大家都想呼喊：大家一起干吧！"

1938年春在徐州附近行军的日本陆军第33联队

暴行
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佐佐木到一的部队不接受任何"俘虏"，对停止抵抗的残兵败将依旧进行"扫荡"，据说仅此一天就"解决"了两万人以上。当天下午2点前后，佐佐木的部队结束了对所有中国残兵的"扫荡"。这位曾在中国当过武官、在日本陆军有"支那通"称号的陆军少将站在南京城头上有过这么一番感慨：

实际上我于明治四十四年弱冠以来，以解决"满洲问题"为目标，暗地里一直对国民党怀有敬意，然而由于他们的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依附英美的政策导致与日本绝交，我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在排日侮日的高潮时饱尝不快，担忧着皇军的前途，我愤然离开此地，昭和四年的夏天里的回忆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等着瞧吧！"这不是单单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日后必遭天谴，这一点从那时起成为我坚定的信念。长眠于紫金山中腹的孙文倘若在天有灵，想必也会悔恨而泣吧。

1937年12月21日，佐佐木到一兼任城内肃清和宣抚委员长，为了抓捕消灭所谓"中国便衣"，手段异常残酷。同样来自第16师团的日军士兵东史郎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由于语言不通的缘故，不知有多少良民被当做化装的敌人或有坏心的居民死在我们的手下。"
这时离佐佐木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已经过去了31年之久。

佐佐木到一，摄于1935年3月晋升少将之时。

思想轨迹
佐佐木到一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后随父亲移居山口县。他与中国的"孽缘"始于1906年派驻中国东北地区期间。当时，他作为第5师团的一员以"关东军"的名义驻扎旅顺。1914年，此前落榜三次的佐佐木到一终于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并选择学习汉语。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汉语，佐佐木曾这样解释道："因为知道自己成绩并不很好，因此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要去'支那'。"在当时的日本陆军大学里，研究中国并不是一流顶尖人才的成长道路。一流人才大多倾向学习研究欧美军事，只有二流人物才会来研究中国。所以，佐佐木到一非常识相地认为自己该去钻研符合自己在校成绩的汉语，也就从此时开始他萌发了要当所谓"支那通"的目标。
1917 年自陆大毕业后，佐佐木到一如愿获得了在青岛守备军陆军部服役的差事。这期间，他开始深入中国内地，收集各类情报资料。1919 年，调任浦岩派遣军，参与出兵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1922年至1924年间，他又作为武官曾常驻广州，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高层要人多有接触，甚至跟初出茅庐的蒋介石打过交道。佐佐木曾一度醉心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对之有过巨大共鸣。20年代后，他在日本军内就已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支那通"。
实际上，与之有类似经历且熟悉中国情况的"支那通"在日军内部并不少。本庄繁、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根本博、田中隆介、铃木贞一等皆属此类。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名字都非常熟悉或曰臭名昭著。他们要么是曾作为武官、驻屯军人员或特务机关负责人常驻中国，要么就是曾以顾问身份成为过中国某派势力的"幕僚"。尽管他们熟悉中国党政大事与民风社情，最终却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侵华战争的急先锋，身体力行地将日本推进了对华全面侵略的深渊。
早年的佐佐木到一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视为"支那之曙光"，推崇孙中山的兴亚主义，认为他是"忧国的志士"、"拥有远大的抱负但却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为此，即便遭到军中同僚嘲笑与轻蔑，他亦在所不惜，辩称："我从我自己的信念出发，甘愿承受'吹捧'孙中山的诽谤。"然而，在孙中山去世后尤其是北伐之后，佐佐木对中国革命、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观感却陡然发生了逆转。佐佐木到一在写给日本军政当局的秘密情报报告书--《国民党的将来》文中曾预测："……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破坏力也许将更加难以控制"，表达对国民革命中反帝尤其是反日倾向的担忧。

《国民党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