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荧屏的中国功夫电影也是民族灵魂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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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2018-06-12 21:23:27 历史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吕洲翔】

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认为："民族是一种灵魂，一种精神原则。"这种灵魂和精神原则由两种要素构成：一是某种文化遗产，二是将这种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的决心。武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回望近现代历史，武术自始至终与中国民族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十九世纪末，华北地区的民间武术组织将民众团结在一起，反抗在中国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催生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1899-1901）。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在达尔文主义、军国民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推动中，尚武之风兴起，习练武术被国人认为是"强国保种"的基本途径。在北洋政府、教育家和民众的支持下，武术开始得到普及和发展。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五四运动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受此影响，武术备受社会各界人士推崇。1928年，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武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武术的振兴，功夫电影应运而生，大量的经典武侠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并成为了国产电影的支柱题材之一。从1928年到1931年，短短四年间就有227部功夫片在中国问世。

早期功夫电影与民族精神的塑造

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印刷媒体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构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自其诞生之日开始，中国的功夫电影便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就呼吁用功夫电影重塑民族精神，培养国家观念。著名电影演员、导演郑君里(1911-1969)指出:"古装片运动最初的目的,恰如民十一文坛上的'整理国故'的工作一样，未尝不想用实验主义的态度翻译历史。同时也想从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当中发挥东方固有的精神文明，与国片的欧化影响相对立，建立起中国电影之民族的格调……使得那班向来不甚了解我们的，知道我们也自有神武英豪的民族性。"

民国影评家鄂先生在评论武侠片《红蝴蝶》时写道:"言情片细腻风流……其轻浮邪荡之举动，弱志短气之情,于强盛之国，承平之世尚无病，若于我病夫之国，正卧薪尝胆之时，再以言情短志，斯乃益促我病夫之国人致于不治矣。是故非武侠之片，不足以鼓其勇；非勇敢之事实，不能增其气也。"

早期的功夫/武侠片属于传统的"古装武侠"或充满奇幻色彩的"剑仙"电影。它们大多基于中国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反映了儒释道等主流宗教和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影片中的侠客们武艺高强，嫉恶如仇，被塑造成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和美德的化身。这些影片潜移默化地将武术塑造成了中华文化的代表与民族精神的象征。

《女侠李飞飞》(1925)剧照

《火烧红莲寺》（1928）剧照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电影导演、演员和制片厂为躲避战火撤离大陆前往香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香港逐渐成长为华语电影的中心。《方世玉打擂台》（1938）是在香港拍摄的首部功夫片。到四十年代末，香港电影产业逐渐成熟。1949年，第一部黄飞鸿系列电影问世，这标志着中国功夫电影进入了新时代。

在过去，功夫电影总是充满奇幻色彩，打斗场面多是基于传统戏曲表演，舞台特效和后期处理。黄飞鸿系列电影引入了真实的武打动作，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仅仅在五十年代，香港的电影公司就制作了多达61部黄飞鸿系列电影。在这些电影的影响下，黄飞鸿不仅成为了粤语文化圈的重要文化符号，更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力量的象征。

《黃飛鴻正传之鞭风灭烛》（1949）剧照

香港功夫片与民族主义叙事模式的诞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苏分裂和越南战争的影响下，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情绪高涨。这种民族主义思潮基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国人坚信，弱小的国家随时可能受到强国的威胁和欺凌，他们渴望国家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受此思潮影响，1967年五月，香港爆发了由工人阶级、底层贫民和左翼爱国阵营发起的大规模反帝、反殖民示威游行。在港英政府的镇压下，这场政治风暴直到1967年底才逐渐平息。

香港电影界无疑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六七政治风暴的影响。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香港功夫片开始表达一种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政治和文化思想。这类电影的故事多设定在清末民初，大侠们凭借高超武艺击败外国武士，重振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中国拳师大败日本空手道高手和西方大力士成为了这类电影的经典情节。武术与民族主义通过电影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龙虎斗》(1970)是这类电影的开山之作。该片讲述了十九世纪末一名年轻的中国拳师苦练功夫，用铁砂掌击败邪恶的日本武士和空手道高手的故事。影片一举夺得了1970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