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忆给毛主席当翻译：中共八大同声传译“卡壳”15秒，急得冒汗

毛主席与外国友人亲切交谈，笔者（左二）在认真翻译。

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是1956年的秋天。那年我22岁，刚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毕业。一放暑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老家徐州探亲了。

因为我，妈妈在街道干得特卖劲

我1950年底参加工作，没想到之后不久分到北京，而且在隶属于外交部的外语学院学习。我在学校学了五年半，两年英语，三年半西语。那个年代我们是以参加革命为荣的，在我学习期间我母亲一直享受军属待遇，逢年过节常有地方政府来家慰问，我母亲为此感到很光荣，所以做街道工作特别卖劲，经常受到表扬和嘉奖，屋里挂满了奖状。我回家探亲主要是看我母亲，陪她聊天，走亲访友，让她高兴。我父亲是教师，抗战时去了四川，一走8年，杳无音信，1945年才回来，但又结了婚。回徐州后就住在学校宿舍里，很少回家，所以我母亲是相当孤单的，但她十几年都是这样过的，已经习惯了。我知道她内心的苦楚，所以每次回来都尽量地多陪她，不离她的身边。然而1956年的暑假，我没有在家过几天就接到了学校催我立即返校的电报。我和母亲虽然感到很遗憾，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回校了，因为那个时代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能计较个人得失。

译稿从门底下塞了进来

我回校后，领导要我立即到西苑宾馆中共八大翻译处报到。翻译处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北外的老师和毕业生，我们都很熟。西语组里有我的老师孟复，我的同学汤柏生，中联部的老翻译陈清海、陈用仪，对外友协的老翻译蔡同廓等。我们在八大开幕前的工作就是翻译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大会的西语同声传译工作指定了三个人：有陈用仪，汤柏生和我。陈是老翻译，经验很丰富，我和汤都是初出茅庐，在实习训练期间我们认真向他学习，受益匪浅。大会开幕那天，我们都很兴奋，但我没想到领导指定我去作毛主席的同声传译,心里既高兴又紧张。因为，同声传译要求具有闪电般思维，翻译时不能有明显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