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书架｜我所阅读的其实是时间本身

特别喜欢陈奕迅的《十年》，娓娓道来，一次情感经历，或者一段人生旅程。"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

林夕曾说，他写人生的词全给了Eason（陈奕迅），大概是觉得Eason能以最恰当的方式演绎了林夕笔下的人生百味。十年很长，十年也很短。一些故事注定要发生，而另一些事情注定要结束。生活原本就如路边平常得不能在平常的杂草，顽强地在城市的坚硬丛林里生长，无需绚烂。不如坐在窗边，喝着一杯祁红，或者老家的金山时雨，静静听歌，品味着波澜不惊的人生。

身后是书架，上面挤满了书。这些书大多是读过的，还有一部分实在来不及，只能翻翻，总想着某一天能够去认真读读，但终归是一瞬间的念想而已。有些书大概在书架上就是起到装饰的作用，虽然也都是精品；而另一些书则反复翻阅，如多年的老友时常见面，聊天南海北的新鲜事。Eason唱的是《十年》，而我听着仿佛是二十年。二十年是我开始走上经济学家道路的时间。二十年以前，如歌中所唱，对身后的这些书籍，我不认识，这些书籍也不属于我，我和它们都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而二十年以后，我和这些书籍是真正的朋友，时时刻刻都可以问候。读书随缘，有些书籍注定是你的缘分，你会反复和它对话，感受着来自它的问候。而有些书籍注定无缘，只能静静呆在书架上，尴尬地彼此相对。

我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也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偶然的兴致考上了浙江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开始攻读经济学专业的学位。好在自己有企业工作的丰富阅历，倒也方便选择研究方向。理解企业成了入门的第一课。可能是工作经历形成了刻板印象，使得自己在选择书籍的时候很是挑剔，一般的写企业方面的书在我看来都有点纸上谈兵，似乎和自己所见的企业根本不在一个世界。直到某一天，在浙大图书馆翻到了罗纳德·H.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这其实是科斯的一本论文集。我只关心企业问题，自然就重点看了其中的一篇《企业的性质》，第一印象是，这篇论文很奇怪，提出了一个怪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对呀，自己在企业成天呆着，可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从来没意识到还能有这个问题。这个提问第一次激发了我寻求学术答案的兴趣。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成本。现实的社会中存在各种交易成本，这些成本被早期的经济学家所忽略，但这些成本非常重要。假如不考虑这些成本，根本不需要企业，因为任何物品都可以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比如说一件衣服，可以分解成纽扣、布料、设计等环节，我可以向市场分别购买这些中间材料，然后自己组装，也可以直接向某个服装企业购买做好的衣服成品。哪个更方便？假如没有交易成本，两者是等价的。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向服装企业购买成品，自己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就组装好一件衣服。问题在于，现实的世界里交易成本普遍存在。我自己制作衣服的成本实在太高，远不如向服装厂购买成品衣服来得划算。服装厂制作衣服的交易成本很低，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由科斯的书推广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我呆在企业里经常无所事事？我所在的企业是当地最好的一家国企，也是当时唯一一家活得还算滋润的国企。可即便如此，厂子里的人仍然经常愉悦地玩耍，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普遍，厂内很多事情都要讲关系、讲背景，能力当然重要，但只是决定一个人发展空间的一个普通因素，甚至都不是重要因素。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我从图书馆借来了 《短缺经济学》一书，这是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撰写的关于计划经济的著作。在这本书里，科尔奈解释了为何计划经济普遍存在短缺现象？原因在于预算软约束问题。由于政企一家，企业没有硬约束，就会导致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等现象，从而导致企业激励失灵，供给不足。科尔奈的这个观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克尔·布若威的看法在一些层面上是相呼应的。 布若威在其 《生产的政治》一书中指出，计划经济下通过形成国家层面的官僚体系来统一配置资源，从而国企只不过是这官僚体系下的一个具体环节而已。科尔奈和布若威等人关于国企的分析其实也可以用科斯的理论来解释，即计划经济体制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导致了普遍的短缺和低效率。

经常听到国内一些学者批评科斯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产权的过度关注。但这其实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误读。在读硕士的最后一年，我只身来到北京，当了几个月的北漂，在国家图书馆度过了非常愉悦的一段时光。国图藏书丰富，我特意借阅了 奥利弗·E.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威廉姆森的写作比较晦涩，所幸自己还是啃下来了。这部著作大概能在引用率方面排到前列。与其说是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不如说是分析市场经济制度更妥当。威廉姆森是科斯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其核心思想是，社会中存在多种多样的组织（治理机制），包括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介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某种形态，这些组织各有各的交易成本，组织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也就是说，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资源配置是采取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完全取决于各自的相对交易成本大小。这就意味着某个特定经济体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并不必然遵循所谓的小政府教条。因为道理很简单，类似我们这种转型社会，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欠发达的市场可能交易成本较高，此时反而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更多地参与资源配置。实际上，后来 科斯和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也没有把产权改革放在核心位置，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渐进改革的路径。